接下來幾天，我們追蹤達利安·克雷多年前的足跡，儘管去的都是讓人心情沉重的地方，克萊爾、達妮和我卻越來越像一家人，在不愉快地度假：我開車，達妮看錯地圖，克萊爾躺在後排，諷刺挖苦說笑話，抱怨暈車、肚子餓，吃過飯繼續抱怨暈車。她和達妮似乎不比絕大多數親戚更憎恨彼此，這種正常的感覺無論多麼虛假，都讓我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幾個普通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開車兜風，互相諷刺挖苦，他們能遇見什麼壞事呢？晚上我們叫外賣，中餐、日本餐、馬來西亞餐，看重播的《法律與秩序》，懷著一絲希望想捕捉有用的教導。但最後學到的只有一點：假如你想知道嫌犯曾經用電話打給過誰，那麼就去檢查他的LUD（本地通話記錄詳情），我靠這個贏了克萊爾一塊錢。（「為什麼要檢查他的肺（lung）？」）達妮教克萊爾做瑜伽和普拉提，還令我驚恐地展示了幾個基礎「舞蹈」動作，克萊爾調整了她對脫衣舞娘的敵視態度。
早上吃玉米片的時候，克萊爾對我說：「總之不會是我選擇的職業。」
「很好。」我揮舞調羹表示強調，「所以你必須做家庭作業——我說的是自己做。」
「但達妮很好玩，知道好多有意思的事情。舉例來說，你知道白宮痔瘡膏能去眼袋嗎？」
「我得試試看。」
「我寧可我老爸約會的是脫衣舞娘，而不是那些假惺惺的高級女經理，一個個身穿迷你裙，總想撲上來擁抱我。賤——人。」
我們三個開車去阿斯托里亞找哈瑞爾家，他們的女兒南希遇害前和他們一起住在那兒。一路上我都在找那輛黑色羚羊，但始終沒有看見，最後我認為是自己犯了疑心病。
我們找到那個街區，但找不到那個門牌號。沿著那條馬路來來回回走了幾趟，我們得出結論：他們家和這個街區絕大多數一兩戶一幢的房屋一樣，已經被夷為平地。原址如今是一幢十層的玻璃和鋼架大樓。我們停好車，從新辦公樓門前走過。商業人士打扮的男男女女，脖子上掛著證件，站在門口吸煙。不知道哈瑞爾一家是怎麼想的。兇案和審判之後，他們賣掉屋子，搬家去了本州北部。他們也許很高興，因為有買家肯消滅對他們而言只象徵著痛苦的東西：變成紀念堂的家園。然而，我還是很難受。克雷奪走了那個姑娘的未來，現在她的過去也被抹除，取而代之的是個空白盒子，而我們站在這裡，能看見的只有自己的影子。
希克斯一家曾經是農民，至少按照我的標準來說是農民，住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什麼地方，但他們的女兒在華盛頓高地生活，學習表演，在下城的一家餐廳當女招待。我們在那家餐廳吃過飯，沒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因為到了午飯時間。雖說天氣還冷，但我們還是坐在室外。在這裡的菜單上，薯條被叫作「棍棍」，達妮點的芝士培根漢堡叫「肉肉」。我為我們的女招待感到抱歉，她身穿人造纖維條紋制服，拚命擠出笑容，說到「超大份超美味的黑椒乳酪脆玉米片」時哧哧直笑。
克萊爾從墨鏡邊緣投去一個非常克萊爾的眼神。「我看恐怕沒那麼好味吧。我就要乳酪芝士卷餅吧。話說這名字是不是有點啰嗦？」她說。
「絕對的。」可憐的姑娘嚇得夠嗆，尖聲笑道。我在她身上看見珍內特·希克斯的影子。貪婪、饑渴、絕望，最害怕的是無法成為明星，甚至忘了應該害怕達利安·克雷，心甘情願地走向末日。我們開車經過演藝學校——學校還在原處，中城的一幢辦公樓里，達利安在那兒貼告示招募模特；然後繼續向北去華盛頓高地。在百老匯大道上，我似乎又看見了那輛黑色雪佛蘭，它急急忙忙闖過一個紅燈。
珍內特·希克斯和兩名室友住在河岸公路旁一幢公寓樓的十層。早晨她沿河慢跑，去多米尼加人開的一家麵包店喝橙汁，下午去上即興表演課，整晚端盤子，上貴得離譜但難吃的漢堡。
我們走過她居住的街道，拐進公園。儘管能感覺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浸染，分割公寓開發商在驅趕住戶，但高地的變化比紐約的大部分地區要小，就目前而言還保持著原有的風味。人們在商店裡說西班牙語。老婦人在窗口看風景，母親坐在門廊上，孩子在街上玩耍。太陽正在西沉，一整個街區莊嚴的古老建築物漸漸變暗，彷彿船隻慢慢下水。夜晚很快就要來臨，有人會在窗口或車裡播放薩爾薩舞曲，響得整條街都聽得見。夏天很快就要到了，會有人為孩子們打開消防龍頭。
每個夜晚，去過這些只有我們才知道的紀念地之後，達妮和我開車躲進停車場或小巷，重複我們的怪異儀式，在后座上無言地撕扯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