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程的列車上，我開始謄抄訪談內容，戴著耳機聽錄音，對著筆記本電腦打字，這一向是最困難的環節。剛開始做訪談那會兒，我過了一段時間才學會不用自己的發言打斷訪問對象的話頭。訪談結束後我還必須聽著磁帶上自己的聲音講述瑣碎的細枝末節。我的皇后區口音很刺耳，嘀嘀咕咕帶著鼻音，比我想像中還要難聽。哪怕是今天，聽著我和克雷的對話，每次聽見我惹人討厭的口頭禪——比方說沒完沒了的「對哦，對哦」——我都忍不住皺眉頭。事實上，以對話自然流暢而著名的作家和電影製作者往往高度風格化，而未經編輯的真實對話文本你讀不了幾行就會覺得無聊透頂。
與克雷的對話就是這樣。他獨角戲唱個不停，內容既驚悚又令人麻木，講在兒童福利體系內的恐怖歷程，輾轉於一個個寄養家庭之間，受忽視，被欺凌，挨打，很可能還遭到過猥褻。曾經收留他的一對寄養父母后來因猥褻男童被捕，但沒有資料顯示受害者中有克雷，我提起時他也連連否認。可是，他的敘述與記錄多有出入，尤其是關於他的母親。
傑拉爾丁·克雷是個噩夢。她的病態母性表現遠遠超出克雷描述的貧窮和疏忽。她以賣淫為生，有一長串的被捕記錄，包括多次盜竊、持有毒品和在公共場合醉酒。他出庭受審時，案卷里包括了兒童福利機構的記錄，提到她不但長時間將他一個人留在家裡，還在接客時把他鎖在壁櫥里。剛開始小達利安又哭又鬧，於是她塞上他的嘴，直到他學會保持安靜。他在禁閉期間尿了褲子就會挨揍。被捕後的那天早晨，她向分局的一位警官報告說她的孩子獨自在家，社會福利人員確實因此帶走了他，他由於無人照看而成為州政府的受監護人。她認輕罪服刑六十天後出獄，卻沒有出席兒子的任何一次監護權聽證會。她拋棄達利安，繼續在各個城市積累被捕記錄——舊金山、洛杉磯、底特律。後來她也許改邪歸正，因為一九九六年以後就沒消息了。她當時大約四十到四十五歲，有可能和許多慣犯一樣，年紀漸長，厭倦了職業罪犯的緊張生活。也可能已經死於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