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照相館一回來，克萊爾就開始搜索資料，再來找我時變得更加熱忱。這事情顯然有利可圖。
「假如他向你獨家坦白，我們就能拿到六位數。」克萊爾說，「這還只是預付款。會出平裝本，這種書通常走的超市渠道主要賣平裝本。小報會登你的書摘。誰知道呢？搞不好能系列化。」
「別用那個詞。」
「什麼詞？」
「系列化。」
「哦，好的。」她很興奮，扭來扭去，這兒拍拍那兒摸摸，看不見平時的泰然自若，總算露出了孩子氣。她漲紅了臉，瞪著眼睛，瞳孔放大，說是性慾勃發都可以。我盡量假裝沒看見。「還有電影拍攝權。DVD。有線電視。普通電視。」她像唱歌似的吐出這些字眼，看我的眼神甚至有了一點尊重，就彷彿我或許能引來財富和文化貨幣，無論機會多麼渺茫，都給我籠罩上了不一樣的光環：假如真正的文化力量和權力能受我吸引，那麼我肯定在某些更深刻的雖說肉眼看不見的方面擁有一定趣味。
「你這麼起勁到底是為什麼？」我問。
「少來了。」她說，「家教季節即將結束，讓我和你一起弄這個吧。」
「咱們走著瞧。」我盡量維護自己，「也許你可以在旁邊觀察我——假如事情能成真的話。」
「酷！」她說，「我來算幾個數字。」天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會有什麼區別呢？她反正從來不聽我的。
接下來，我不得不和監獄管理局走完一整套無聊的手續，留我的指紋，核實我的背景情況。我收到一份指南，列舉什麼東西不能帶、什麼事情不能做。最嚇人的是「別穿帆布衣服」。那是囚犯的制服，萬一發生騷亂什麼的，警衛會盡量不朝穿燈芯絨的開槍。
我還會見了克雷的辯護律師卡羅爾·弗洛斯基。她的辦公室在公園街，離法院不遠，所在的大樓要我說已經老朽但很有律師味道：電梯吱吱呀呀，走廊昏暗，一度華麗的大堂地面缺了黑白雙色的八角形瓷磚，換上的一律是淺綠色的方塊浴室瓷磚。她的辦公室里，書本和文件從地板堆到天花板，平底鍋叮叮咚咚接著漏水，但這個房間很寬敞，擺滿大件傢具，全都是皮革和實木製品，隔著廣場能看到整幢法院大樓。開門的姑娘同樣美得驚人。
她滿頭黑髮，身材嬌小而勻稱，打扮時髦，戴著眼鏡和發卡，穿黑色羊毛正裝。她介紹自己是法務助理特蕾莎·特雷奧，然後領我去見卡羅爾·弗洛斯基。卡羅爾外表邋遢，金髮，五十多歲，穿羊毛衫，眼鏡塞在頭髮里。她從辦公桌前起身，抽著煙，揮手叫我過去。我伸手想和她握手。
「很高興認識你。」我開口道。
「他媽的滾！」她叫道。
「什麼？」我愣住了，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手還軟綿綿地舉在半空中。
「對，對。」她說，對我搖搖頭。我意識到她的交談對象不是我，只是用眼睛看著我，嘴巴對著藍牙聽筒在說話。她不耐煩地朝堆滿文件的椅子打個手勢。我搬開那些文件坐下，把文件放在大腿上，假裝被房間里唯一的藝術品吸引住了，那是一張老套的黑白照片，拍的是雪地里掉光了葉子的樹木。桌上有個比餐盤還大的煙灰缸，裡面塞滿煙頭，房間一股陳腐的煙臭味，彷彿這兒是徹夜熏制火腿的作坊。
「完全是狗屁！」她對著我的臉吼道。
我微笑點頭。
「太對了，你個傻蛋！」
感覺有點奇怪，我傻乎乎地坐在這兒，她直勾勾地瞪著我大喊大叫：「對！不對！放屁！操！」於是我轉向窗戶，望著法院門前的台階。那天風很大，加深了我和世界隔著一層玻璃的感覺，我就像在看一部無聲電影。人們艱難爬坡，身體拉直、搖擺，頭髮和褲子在風裡飄動。禮服和長裙發狂般地勾勒出女主人的曲線。一頂帽子滾下來。一個塑料購物袋盤旋飛騰。
「好吧，我跟你實話實說，」弗洛斯基說，「我覺得這事情臭烘烘的。」
我不確定她在對誰說話，於是好奇地指了指自己。
「對，就是你，」她用長指甲指著我說，「惡臭。」
「啊，」我盡量不予置評，「我明白了。」
「但達利安想這麼做，那就只好是你了。」她揮揮香煙，煙氣在空中畫出一朵小菊花，她坐下去，若有所思地狠狠吸了一口，「咱們先把話說清楚。我對他要和你討論的事情一概不知情，往後也不會知道。談話內容僅限於你們之間。」
「好。」
「可是——」她站起來，我嚇得一抖，「有幾點我們必須先談一談。第一！」她豎起大拇指，「他建議和你五五分成，我想你應該沒問題吧。」
「當然沒問題。」百分之五十已經非常慷慨了。克萊爾要我叫價百分之三十五，二十五就可以成交。按照她的解釋，另一方面，克雷的份額將用來結清債務，包括高額的律師費賬單，然後悉數轉為受害者賠償金，因為他不能從罪行中獲利。我說：「非常感謝。」
「別謝我，」弗洛斯基答道，「又不是我的錢。」現在還不是，我心想。她豎起兩根手指。
「那麼就有第二條了。他告訴你的哪怕一個單詞，你得知的所有事情，他媽的林林總總都不允許出版、轉告、在訪談中講述、泄露或以任何方式對外散播，直到克雷先生自然或非自然死亡為止。言下之意是，如果我能得逞，你將有很長時間都見不到一個子兒。」她微笑道，「當然，我也一樣。」
我盡量報以微笑，但她忽然變得面無表情。「哈啰！」她說，「哈啰？」她敲敲話筒，「傑克，王八蛋，你他媽要搞什麼名堂？」
我揮揮手，點點頭，後退離開。特蕾莎·特雷奧正在噼里啪啦敲鍵盤，塞著耳塞，沒有和我交談也沒有抬起頭，於是我自己出去，回家向克萊爾報告。
「該死！」聽我說完我的遭遇，她說，「就知道肯定有名堂。」她很喜歡五五分成那部分，說它「美得很」。可是，如果克雷的死刑判決被推翻，或者得到減刑，或者無限期推遲，那麼我就什麼都拿不到。然而，克萊爾去諮詢的律師幫她冷靜下來。他們說克雷已經死定了。他的案子已經走完了全部過程，處決日期定在三個月之後，他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條。只有州長下令才能救他一命，但那在政治上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或者找到新辦法上訴，但那在法理上沒有任何基礎。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他才決定開口，卸下良心的重擔（假如他有良心的話），他離開這個世界時可以了無牽掛，把這些東西一股腦留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