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珍妮和我分手的時候，更準確地說（我這是要糊弄誰呢），她甩了我的時候，我們爭奪的財產只有書籍。我和她一起住了八九年（連這一點也有不同的意見），你可以把我們公寓里的（很快就是她的公寓了）藏書看作地層，藉此研究我和她的共同生活。頭兩個書架是兩人單身時代的書庫羞答答地合在一起，我的迪倫·托馬斯貼著她的西爾維婭·普拉斯，我的巴爾泰斯親吻她的威爾遜，我的博爾赫斯蹭著她的伊芙琳·沃，還有可愛的孿生拖油瓶：兩本《弗蘭妮與祖伊》，兩本《微暗的火》，《問塵情緣》不知為何有三本。當然了，這些很容易分開，我們拆散它們，將我的那一份放進紙箱，氣氛甚至稱得上融洽。說起來，這些紙箱如今還在我母親那幢樓的地下儲藏室里。同樣容易的還有堆在床頭和書桌上的那些新書——她要評論的書，前途無限的年輕新作家的短篇集樣書，壓在亨利·詹姆斯上的《亞裔寶貝》第七期和《美臀精選》贈書。亨利·詹姆斯被讀到一半，沮喪地躺在那裡，像是無法面對我們的分手。最困難的是拆開我稱之為「中生代」的共同藏書，那四年屬於我們不朽的結合，我們不止一起買書，讀的東西也一樣，有時候——請原諒我——甚至在床上大聲朗讀。
「這是我買的？」
她拿著的是科塔薩爾的《跳房子》。
「對，」我說，「你是買給我的，忘了嗎？」她皺起眉頭，不敢確定。但我還記得。她買這本書是為了在去波科諾斯的大巴上讀，我們那是要去她叔叔的分時度假公寓，當時她還覺得兩個人默默無聞地過著窮日子就挺好。那本書牛得讓我頭暈目眩、天旋地轉，晃得我睜不開眼——在上山的路上害得我暈車，整個周末在水床上暈船，我和她一起跳躍切換，一章又一章，跟隨喝著馬黛茶的五十年代浪子們穿梭於巴黎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之間。當時珍妮只想漂漂亮亮地為藝術死在我身旁，最好是死在標題離奇的章節里。我盯著鏡面天花板中自己的面容，那張汗津津的蒼白臉孔，洶洶而來的反胃即將吞沒我，她遞給我一杯嘶嘶冒氣的胃藥，請我向她求婚。
「你確定？」我說，伸出手去擁抱她，但身體這突然一動害得我撞到她的胸部，我們的腦袋碰在一起。「媽的，」我嘟囔道，「我覺得你叔叔把水床充得太滿了。」
「我們彼此相愛，」她大聲說，「還有什麼更重要的？」
「很多。要是我一輩子都這麼窮，只能勉強糊口怎麼辦？」
「我不在乎。」
「你不介意等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說再舉辦婚禮嗎？你知道我現在不能分神。」
「我不介意。」
「你明白嗎？」我說——儘管嘲笑吧，嘲笑我當時有多麼混賬，因為以後在許多個苦澀的夜晚我已經嘲笑過自己——「你明白就算我們結婚了，我的工作也永遠是第一位的嗎？」
天哪，她多麼喜歡這句話。甜美而悲哀的崇高感充滿她的心靈。她抓住我的雙手，好像我游泳時抽了筋，而她要將我救出滾滾潮水，我們漂浮於彼此的懷抱之中。「我明白，」她對我說，「要我換我也不換。」
「看來情況已經改變了。」七年（存疑）後依然貧窮和默默無聞的我坐在標有「俄羅斯小說」的紙箱上說。她翻著卷邊的科塔薩爾，發現我們用來當書籤的一片紅葉。她把紅葉遞給我，彷彿那是一面易碎的小旗，標誌著我的失敗。
「對，對，我承認，」她說，「我變了。對不起。我已經三十一歲了，我要丈夫、住所和孩子。請原諒。」
我努力原諒她。我說：「要是我現在說你別走，咱們結婚生孩子吧，你會留在我身邊嗎？」
她的怒火熄滅了，跌坐下去。「不會，」她悄聲說，移開視線，像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扼住她的咽喉，「不行了，我們結束了。」
我沉默下去。她開始啜泣。為什麼明明是她在傷我的心，卻又是她在哭泣，而我在旁觀，冷冰冰地一動不動，彷彿是我讓她傷心？一滴淚水落在《跳房子》上。四十九頁。我知道是因為淚水幹了以後，紙張因此皺縮，而我無數次地打開這一頁重看。
「對不起，」她說，「但變了的是你。你曾經對一切都充滿熱情。寫作。生活。一切。哪怕只是出去走走。現在我看不下去了。實在可悲。你最後一次寫詩是什麼時候？」她合上那本書，碾碎那片紅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