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二次出現在舞台上，也就是科爾索再度來找我的時候。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在他去葡萄牙的幾天以前。據他說，那時他已經懷疑大仲馬的手稿和《幽暗王國的九扇門》只是冰山的一角罷了，為了了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必須去調查這兩本書之間那如同死者泰耶菲手上打結的領帶一樣交纏的歷史背景。這並不容易，我告訴他，文學領域裡很難有清楚的分界線。所有的著作都與其他著作有某些關聯，到最後成了鏡子般的反射，或俄羅斯玩偶般彼此層層疊疊的文字遊戲。膽敢去尋求其中的源頭，或想從中架構出一套準則的人，若不是太過愚蠢，就是普通的文學研究者。至於我，什麼都不知道。這種時候我只會從書中去尋找答案，書本的記憶比我們人類好多了。
「羅史伏爾是《三個火槍手》中最重要的配角之一，」我對科爾索解釋著，「他是紅衣主教的助手，也是米萊荻的朋友，同時也是達太安樹立的第一個敵人。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是1625年4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在默恩那個地方……當然了，我指的是故事中的達太安，而不是克爾琪爾斯·山朵拉寫的《達太安回憶錄》中的那個真正存在過的達太安。不過羅史伏爾並沒有相對應的歷史人物，大仲馬是從山朵拉的另一本虛構的《羅史伏爾伯爵回憶錄》中擷取這號人物來用的……有人說，他可能是羅史伏爾侯爵，也就是亨利·路易·阿羅尼，但這已經牽扯得太遠了。」
我從茶會所在的咖啡廳里，望向窗外傍晚街道上的車流。我們身旁還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桌上擺滿了報紙、茶杯和正冒著煙的煙灰缸。其中有兩位作家、一位正走下坡路的畫家、一位事業正如日中天的女記者、一位元舞台戲的演員和四五個坐在角落的學生，久久地目瞪口呆，看著我像望著上帝一樣。在他們之間，科爾索穿著大衣，靠在窗玻璃上，喝著杜松子酒，不時地記著筆記。
「此外，」我接著說，「為了等著看達太安和羅史伏爾決鬥，而從頭到尾看完《三個火槍手》六十七章的讀者們，最後都失望了。因為大仲馬只用兩三行字就解決了這個關鍵問題，而且老是巧妙地為他們避開這個機會。在續集《20年後》一開始，作者就交代達太安和羅史伏爾已經交手過很多次了，而羅史伏爾的身上也多了更多的刀疤。然而，他們已不再互相仇視了，而是彼此存有一種只有在宿敵之間才有的奇異敬意。命運再度使他們為互相對立的兩派人馬奮戰，只不過比從前多了一種友善的默契。羅史伏爾落入馬札尼諾主教手中，逃出巴士底監獄，參與了福倫德內亂，最後死在達太安的懷裡——在一場混亂中，達太安沒認出他來，失手一劍刺死了他……他對著達太安說：''這是我的命運，我從你的三個劍傷中復原了，但我活不過你的第四個劍傷。''說完就死了。''我剛殺死了一個老朋友。''達太安這麼對波爾托說，這也就是他給黎塞留主教的老爪牙的墓志銘。」
這番話引起了在座眾人的熱烈討論。那位曾主演過《基督山伯爵》電視劇的過氣小生，整個下午眼光都沒離開過那名女記者，在畫家和兩位作家的鼓動之下，開始大談他對劇中人物的回憶。我們就這樣從大仲馬談到澤瓦科和保羅·費巴，最後還是無可避免地提到拉法葉·薩巴提尼的偉大。我記得還有人提到了胡里歐·維尼，但只是起鬨的性質罷了。在這場有關劍術、英雄冒險小說的熱烈討論會中，維尼筆下那種缺乏靈魂的冷酷英雄在這裡並不受歡迎。
至於那位在周報中執筆某專欄的時髦女記者，她的文學知識只能從米蘭·昆德拉算起，所以她也自始至終保持緘默，惟有聽到自己曾聽過的一些人名、書名和軼事才鬆了一口氣似地點頭表示同意。在此同時，科爾索就像一貫靜靜等待的獵人一樣，他以專註的眼神一直盯著我，慢慢地等待眾人的討論回到主題上。女記者直言不諱地表示，她認為冒險故事都太過膚淺，科爾索趁著眾人處於窘迫的沉默中時，把話題再轉回原點。
科爾索邊咬著鉛筆頭的橡皮邊問道：
「巴肯先生，您對於《三個火槍手》中羅史伏爾的角色有什麼看法？」
所有的人都望著我，尤其是那些學生們，其中有兩位女學生。我不懂為什麼在某些場合中，人們總是把我當成得道的高僧一般，每次我一開口，他們就目瞪口呆，一副準備聆聽真理的模樣。甚至於我在文學性的雜誌上發表的評論，竟能對一些新進作家的命運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沒錯，這真是荒謬極了，但這就是人生。有一次在一個愚人節，我隨意地對那本一點都不怎麼樣的作品《我，奧南，尋找自己》大大地胡吹亂捧了一番。後來那本書不但大賣，還得了全國文學獎。為了這事我永遠不能原諒自己，但所謂的文學獎也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
「剛開始的時候，羅史伏爾是個敵人。」我說，「他代表了黑暗的力量，劇情中黑暗的一面……他是圍繞著達太安和他的朋友們的惡魔般陰謀的爪牙，紅衣主教暗中設的詭計，屢次讓他們遭逢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