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磊、祝春亭
1995年，我們應香港名流出版社的邀請，撰寫《香港商戰風雲錄》（該書100萬字，並由廣州出版社出版）。書中展示了香港開埠至回歸前，香港商場一個半世紀的風雲變幻。其源頭可追溯到清朝乾嘉道時期廣州一口通商，追溯到康熙時期英國商船來華貿易。我們接觸到廣州十三行的史料，遂產生以此為背景創作一部歷史小說的衝動。
我們是從文化沙漠中走過來的，在我們年輕時，所看到的近代史教科書、史學論著、文藝作品，無不把西方人妖魔化。事實究竟如何，當代史學界仍在逐步還原真實。
我們越深入研讀消化史料，越感到深深的震撼，我們太需要自我反省了。在一口通商前期，中國還是個令西方仰慕的東方大國；到一口通商後期，一場由鴉片引發的戰爭，強盛的「天朝」在「蕞爾英夷」面前不堪一擊。中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急速墜落為列強眼裡貧窮、愚昧、落後的邊緣化國家。
寫歷史小說的第一步是讀史，讀史形成的觀念，事關小說的價值取向——儘管我們無意寫一部觀念性的歷史小說。
十三行貿易是典型的朝貢貿易。朝貢，向誰朝貢？向天朝朝貢，向天朝皇帝朝貢。
什麼是天朝？天朝是坐擁天下的中土王朝，兩千多年前的《詩經》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15至16世紀，西方航海家哥倫布、麥哲倫、達迦馬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東西方交流的序幕。當另一個文明圈的西方人來到中國，中國人仍以固有觀念看他們，必然會發生巨大的誤差。
古代國人用「天下」來表述現代概念的全球，天下只有一個天子，一個皇帝，一個宗主國。由於許多藩屬太偏太遠，中央王朝不能實施實質性的佔領與統治，如何維護宗主國的地位和尊嚴？這就得靠朝貢。
朝貢的實質是名義上的君臣認同外交，造就萬邦來朝、八方來儀的盛世。中國王朝的對外交往不僅不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相反，犧牲經濟利益換取政治意義——只要你們朝拜我們的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認天朝是宗主國，俯首稱臣，天朝打腫臉充胖子也不怕冤枉花錢。
朝貢奉行厚往薄來的原則，凡來朝貢者，天朝都大量回饋，盛情款待。漢武帝曾專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清王朝為接待英國馬戛然爾尼使團，糜費白銀八十五萬兩，為了讓英國「貢使」看到中國「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還安排馬戛然爾尼一行由內陸至廣州，沿途款待，勞民傷財。
當時，東亞、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由於能得到巨大的經濟利益，他們非常樂意朝貢。明成祖規定日本10年一貢，但是日本等不得10年，經常找各種理由——朝賀、謝恩、獻俘、告訃，走馬燈般地來貢。
朝貢是天下共主的光榮象徵，中國的對外貿易必然會納入朝貢體系。
1667年，荷蘭人來華懇求中國皇帝許准兩國貿易，經地方官員「潤飾」的「荷蘭上貢表」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朝漏露。」
中國君臣本能地把外商視為貢商，把他們運來的商品當成貢品。貢品分正貢（禮品）與附貢（商品）兩種，正貢贈送給中國皇帝，能獲得超值的回贈；附貢說白了就是純粹的商品，附貢就地互市，買回外國稀缺的中國商品。
天朝意識決定了中國對外貿易的性質，自給型農耕經濟促使朝廷把互通有無的貿易降到無足輕重的地步。乾隆帝在托英國「貢使」馬戛然爾尼給英王的「敕諭」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
在中國君臣看來，朝貢是藩屬的義務，貿易是天朝的恩賜。
可以想像，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在對外交往中，只有妄自尊大，沒有崇洋媚外。
吃錯藥才會崇洋媚外，中國人在夷番面前有著與生俱來的優越感。
最早來中國的西洋人，因其相貌「怪異醜陋」，廣東人把他們叫作「鬼」——直到今天，廣東人仍把外國男女稱作「鬼佬」、「鬼妹」。
既然是「鬼」，自然沒有資格做「文明人」。殊不知，他們也有悠久燦爛的文明史，有著籠罩在封建神權黑暗下的中世紀；從相當於中國元末的14世紀初起，開始了擺脫黑暗，探索光明的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以及轟轟烈烈的宗教、政治等改革。文學藝術空前繁榮，科學受到尊重；西方航海家用人類的腳步證明了天文學家的地圓說。人類首次有了全球的概念，隨之而來的是方興未艾的遠洋探險和海外貿易。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中國重開海禁；次年欽定四口通商，然而，從乾隆二十年起，英國東印度公司屢派商船前往寧波貿易，這事引起朝廷的高度警覺，遂導致乾隆帝敕令西洋商船隻准在廣州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是中國對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但清政府畢竟留有一口通商，到港商船和貿易額處持續增長的狀態。史學界有關「閉關」和「限關」的爭論迄今仍在延續。
我們不妨把目光投向日本。
日本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1603-1867年）限制國人渡海出航，限制外國船隻來航，只限長崎接泊外國商船，與西洋通商只限荷蘭一國。有學者把同一時期日本與中國的閉關鎖國相提並論，甚至認為比中國更嚴厲。其實，二者有較大的不同：首先，日本長崎一口通商，是為對外貿易；而清廷不論幾口通商，是為朝貢貿易。
其次，中國的通商口岸未起到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作用，國人無視外部的世界；而日本卻以學生的姿態把外國商船作為了解世界的重要信息來源。1669年幕府創設「風說制」。凡外國商船來日，風說役官員與通事登船與外國人交談，內容涉及商船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之後，學者把源於中國的材料編寫成「唐船風說書」，把源於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蘭（荷蘭）的材料編寫成「和蘭風說書」。「風說書」供幕府官僚閱讀，並通過各種渠道流入社會。
魏源是中國第一代睜眼看世界的智者，他編撰的《海國圖志》在中國倍受冷落。1851年，中國赴日貿易二號商船帶去三部《海國圖志》，被日本風說役官員如獲至寶買下；此後，陸續有中國商船帶去《海國圖志》，全部被日本收購。原版《海國圖志》有八部在日本市場出售，日本書商立即出版日文版，在日本掀起購買閱讀狂潮。魏源《海國圖志》的精髓是「師夷以制夷」，1852年美國戰艦轟開日本封閉的國門，魏源的「師夷思想」立即被日本廣大民眾所接受。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西方列強侵略後，主動開放，積極維新，從而避免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
可怕的不是幾口通商，可怕的是心理上的封閉。鴉片戰爭後，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中國的君臣乃至百姓，仍頑固地抗拒外來文明。
中國的自閉心理，與非洲美洲的土著截然不同，他們是出於對外部世界的恐懼；而中國是因為過於狂傲自大。
典型的中國論，為北宋石介所作：「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
「中國」的英譯是「瓷器」；「中國」的漢語原始義，則是中心國家、中央大國。「夷」在特定的中國語境中，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夷」成了野蠻、愚昧、落後、不開化的代名詞。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這種觀念有它的某種合理性，中華核心圈的文明確實優於周邊政權和部族。
明朝末年，歐洲傳教士紛紛深入中國，他們多為飽學之士。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湧現出徐光啟、李贄等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科學的先知，但主流士大夫則對西方文化絕對排斥、惡毒攻擊。士大夫最銳利的批判武器是「華夷之辨」：華夏文化有著與生俱有的優越性、合理性；夷族文化落後愚昧、荒誕不經，必須嚴加排斥，蕩滌殆盡。
康熙帝對西學抱有濃厚的興趣，但僅僅限於個人的愛好；乾隆帝對西洋珍寶奇器愛不釋手，也僅僅是當作玩物欣賞。
朝貢貿易的一大缺憾，是沒有從潮水般湧來的洋貨中，窺測出「西夷」是文明人，「西夷」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士大夫眾口一詞將西方的精美製品貶為奇技淫巧，無不自豪地聲稱老祖宗早就有。雍正帝的寵臣，浙江巡撫李衛說西洋「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車周公曾為之矣；所奇者自鳴鐘、銅壺滴漏，而漢時早有之矣；所駭人者機巧，而木牛流馬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時亦已有之，至今尚有流傳之者。是其說不經其所，製造亦中國之所素有」。
乾隆末年，馬戛然爾尼出使中國，為了證明英國是值得中國交往的文明國家，使團人員包括外交官、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