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磊、祝春亭
粵商文化的個性特徵是：膽識過人，敢於冒險；輕談務實，追求實效；靈活變通，擅長模仿；兼容並蓄，開放通達。其中最突出是「膽」和「容」。沒有不畏艱難的超人膽識，沒有大海般的包容氣度，不可能將海上絲綢之路延續。
清政府利用十三行與洋人打交道，執行四種職能：一承辦朝貢貿易，獨攬外商洋船接待，壟斷進出口貿易。二辦理外商貨物報關納稅事務，海關不直接與外商打交道。三管理約束馴化外商，監督限制外商在廣州的自由行動。四轉達外商與政府的一切交涉，外商無權進入廣州城晉見政府官員。行商身份獨特，處壟斷地位，既受朝廷惠顧，又倍受朝廷和官府勒索。
潘振承，潘氏族譜如是記載：「啟，又諱振承，字遜賢，號文岩。乃璞齋公長子，生於清聖祖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六月十二日辰時，終於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十二月初三丑時，享壽七十四歲……按公家貧好義，由閩到粵，往呂宋國貿易，往返三次，夷語深通，遂寄居廣東省，在陳姓洋行中經理事務。陳商喜公誠，委任全權。迨至數年，陳氏獲利榮歸，公乃請旨開張同文洋行……」潘振承是個出身草根的商界巨子，是聞名中外的大商家。
潘振承敢冒風險，朝廷嚴禁白銀出口，嚴禁出洋經營，他在瑞典投資設立海外貿易公司，擁有數艘他為大股東的西洋商船。他陽奉陰違，靈活變通，表面上，高舉「八方來儀，輸誠朝貢」的旗幟，竭力操辦貢品滿足乾隆帝「天下共主」的虛榮，實際上，他的最終目的是為地方、為十三行、為個人牟取利益。倘若不為朝貢，廣州口岸存在都成問題。
天朝的官員和東印度公司都很傲慢，兩個傲慢的民族相聚，必然會產生激烈的衝突。十三行成為矛盾衝突的聚焦地。潘振承需要調解，斡旋各種矛盾。潘振承面對的矛盾：朝廷與地方的矛盾、廣東與閩浙的矛盾，行商之間的矛盾，行商與散商之間的矛盾，公行與朝廷及官府的矛盾，地方官與粵海關的矛盾，另外還有家族內部、妻妾之間的矛盾。潘振承最難化解的，是公行與朝廷及官府的矛盾。
潘振承有商人的狡黠和商首的韜略，他依附官府、討好官府，鑽朝貢貿易體制的空隙，為地方和個人牟取更多的利益。潘振承最難接受的，是株連性質的公行成員共同承擔清償外債。朝廷在債務上採取雙重標準，若是外商欠行商的債務，朝廷不聞不問；若是行商欠外商的債務，朝廷首先對債務人抄家入官，以償外債。倘若資不抵債，則要公行全體成員負擔債務。這最根本的原因是維持天朝的體面。泱泱天朝上國欠夷國貢商的銀子，豈不貽笑夷國？
清代共出現過三個行業集約性大商幫，他們是兩淮鹽商、山西票商、廣東行商。行商的資產集中於一條街，影響力卻輻射全球。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十三行公行名存實亡。十三行代表一個時代、一種制度、一種情緒，承載著太多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內涵，它與國運緊密聯繫。
潘振承是朝貢體制和嶺南商業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行商領袖，通過這個人物活動的背景，可以窺視乾隆盛世深藏隱患。潘振承意識到西方的崛起和天朝的衰落，潘振承是他的行業、身份、地位、行為決定了他是近代粵商的翹楚。十三行處於傳統商業模式與近代商業接軌、與全球經濟接軌的時代前沿，潘振承的視野和膽識，是許多中國商人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