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我應中國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朱開軒之邀到北京和教委談中國教育問題。剛好中國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開了一個星期後結束，各省市的教育工作人員都參加了會議，而且有不少建議和提案，這是可喜的現象；因為光是經濟提升，教育不能普遍，不能配合起飛的經貿，那麼今後中國的前景是相當值得憂慮的。數年來我做了些推動和促進的工作，使我感觸最深的印象之一是當代人對於近代歷史的膚淺認識，甚至可以說迷糊。推動教育，了解歷史真是重要。
199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50周年，美國在太平洋的珍珠港、關島等地都會舉行紀念典禮，中國大陸和台灣海峽兩岸有何準備？
且看在美國，為了紀念1944年美軍在法國諾曼地海灘展開登陸戰，也是協助歐洲盟軍收復失地，展開雙管齊下的殊死戰來對付德國納粹軍隊，是盟軍勝利的先聲，也是德軍敗退的號角。為了紀念這一系列壯舉的50周年慶，美國總統柯林頓夫婦和一些還健在的美國退伍軍人也到歐洲向英雄烈士致敬。可見美國人對於歐戰這段歷史的重視以及美國人為協助歐戰勝利的重大意義。
而海峽兩岸因為中日友好，尤其是近年來日本在大陸的大量投資和給與某些貸款，在幾個要地近乎有獨霸和經濟侵略的情勢；台灣和日本的關係則更微妙，台灣企業不少是台日合資，但日本數十年來少有技術轉移，買了日本的器材就只好永遠依靠日本，大家公認的該是早年的裕隆汽車公司罷。後來台灣當局政策改變，不再讓裕隆專利，吳舜文女士創造了飛羚汽車，但日本的汽車早就進入了歐美市場亞洲市場可說全世界的市場台灣被日本控制了近30年，何時外銷，大有問題。最近日本官方還想一再嘗試改寫歷史，口口聲聲說沒有侵華，而是「協助中國改變中國的殖民地位」，使人啼笑皆非。
年輕的一代既少讀歷史，更不知道前人的壯烈犧牲和10多年的血淚，難道中國人就讓日本人欺負，一點都不吭聲，悲哉！
為了多了解，多看看歷史陳跡，我應美國國防部第二次大戰結束50周年紀念委員會之請參加了他們的籌備小組，開始準備1995年在珍珠港和其他地區的紀念典禮。
為了多了解抗戰後日軍投降的詳情，我請教了一些歷史學家，大家都建議我該到湖南的芷江去看看。
芷江是什麼地方？為什麼我要去芷江？
1994年春中國華南、華東水災為患，洪水淹沒了廣東、廣西、安徽、江西和湖南各省區。就在此時我要依照原訂的計畫到湖南長沙，再去訪問湖南芷江。
芷江是抗日戰爭結束，日本正式向中國軍方投降的受降城。當年最後的一次大決戰就在芷江，在歷史上稱為「湘西會戰」。1945年春，中國經過8年艱苦抗戰，對日軍誓死抵抗，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使日軍在空中、在陸地都面臨徹底崩潰的局面。於是日本侵略軍為了挽救敗局，並從各方阻止中國全面反攻的序幕，企圖作垂死的掙扎。而湖南芷江是華南鐵路的要道，也是進入中國大西南的要道，除此之外也是當年中美空軍合作的基地。美國空軍總司令飛虎將軍陳納德的隊員——中美空軍混合大隊和美國十四航空隊一部分即以此地為重要攻守基地之一。
湘西會戰該說是中國軍民8年抗戰最後一次規模較大的戰役，中日雙方圍繞著奪取和死守芷江基地而展開了一場殊死的戰爭，雙方傷亡慘重，結果是日軍摻敗、中國愛國軍民勝利，1945年6月7日參加作戰的日軍被迫撤回原陣地。湘西會戰結束後兩個月，8月6日和9日美國空軍兩次用原子彈襲擊日本廣島和長崎，8月8日蘇聯斯大林迅速正式向日宣戰，並得到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同意（1943年開羅會議時波茨坦宣言內的協議，同意蘇聯以盟國身份協助中國接收東北），即日大隊蘇聯紅軍進入東北。
我到芷江的目的是親自到這個歷史名城，一方面是憑弔，一方面也想看看美國空軍當年在該地的遺址，物是人非，但我們對於現代歷史總得有個交代，更不能任日本人亂言胡道，改寫戰史。日本人連在南京的大屠殺和在上海的大轟炸都想不認帳，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知道今日芷江的機場早已作廢，到芷江去只有乘坐飛機到湖南的長沙或乘坐火車到懷化。1994年7月湖南張家界機場已啟用，比較方便了。
鐵路局和湖南省府知道我去芷江的意願後非常重視，不但派了芷江行政專員和宣傳部主任和我聯絡，並發了專函邀請，同時安排專用火車和隨行人員及安全人員10多人陪同我到芷江去。與我同行的除了我的私人秘書之外，還有好友3人，我們算是浩浩蕩蕩入芷江了。那一次乘坐的專用火車既舒適，而且時間較長，但江西水災，大橋折斷，我們的火車只好繞道而行，長沙、武漢、井岡山、張家界等地曲曲折折地走了32個小時，我是被強迫休息，倒也痛快，而且又有朋友聊天。
清晨及日落時，看著中國的農田、農舍、農人，大豆黃、玉米熟，牧童放牛、孩童追逐，和李可染大師畫中的農村景象非常相似。
1994年10月中旬美國國防部長佩爾斯訪中國大陸，他們一行要到飛虎隊當年的基地重慶和昆明去致敬，可惜那些地方50年來失修，剩下的是斷垣殘壁，無可憑弔。於是他們去了重慶的史迪威研究所。這是史迪威的女兒和重慶市政府共同合作籌辦的，規模不大。
芷江受降城是日本向中國正式投降的第一站。那兒一切維持原狀，受降館內還掛著國民黨的黨旗，受降碑刻著蔣中正、何應欽等人的題詞，但館址已老舊。我捐了些款項讓該地政府重新修理該館，以便來年讓憑弔的遊客參觀。
我第一次知道國民黨內不和是抗日戰爭勝利後不到一個月，在雲南昆明就發生了龍雲事件。正當市民們狂歡勝利和平之際，一天早晨昆明市突然有了槍聲，此起彼落，街上也戒嚴了。我們在中央社報社內大家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件，後來街頭巷尾有些謠言說龍雲叛變，採取反蔣行動，已被制服，送到重慶，龍雲的職位由他的表親盧漢接替……云云。
當年新聞管制非常嚴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作為一位小新聞記者是不甚了了的。
我離開昆明去上海之前，反而從美軍方面聽到一些消息，那消息說蔣介石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的共產黨雙方進行的談判並不樂觀，雙方都不肯讓步：而當年為了抗日，各地軍閥勉強同意與蔣合作，現在把日本人打退了，各地頭頭對於蔣介石的大獨裁主義並不苟同。龍雲要重整他在西南的勢力，而蔣介石先下手為強，要把他調到重慶工作，他不就範，中央軍和雲南地方軍發生了對抗。後來還是由宋子文專程把龍雲「請」去了重慶。這件事表明了中國內部的磨擦。
我和外子數次到北京。我是伴同他到北方視察民航公司的業務。每次到北京傅作義將軍都招待我們。他和外子有兩次私下談話，是自我當翻譯的。我記得他對蔣介石有很多不滿的批評，他說蔣對他不信任，還派人對他監視。傅作義是山西人，出身保定軍校，不是蔣的嫡系，也因此蔣和傅之間原本就有矛盾。我想當時共產黨已對傅做了大量的爭取工作。
1949年正月北京城「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於1月31日舉行入城儀式，這給後來長江以南及其他地區被解放軍「和平接收」做了先例。
龍雲的例子是有所不同的。龍雲是反共也反蔣的。因此蔣先下手為強把龍雲「引波」去重慶，便他「虎落平陽」，還都南京時也把龍雲一同帶去南京。在此情況下龍雲已被軟禁了。
不過龍雲也有一些幕僚，仍為爭取龍雲的「自由」想盡方法。
最後他們想到了龍雲的戰友陳納德將軍，於是他們拿著龍雲的親筆信函來到上海找他的美國朋友——民航公司的董事兼總經理陳納德將軍。
龍雲之能「出走」香港，其情況是相當富於戲劇性和傳奇性的。首先龍雲的作者把龍雲的情況向外子報告了，並懇請外子派飛機協助他去香港。當時外子答應協助龍雲「出險」到香港，他將來可以到外國去，但要他不能投奔大陸，當時美國只承認中國國民黨政府是合法政府。這一點來人說龍雲一定會答應，於是外子吩咐他的總機師設法安排，一切都在秘密中進行。
外子派了他的兩位飛行員到南京探問龍雲，龍雲個子瘦小，兩名美國大漢，一左一右，把他挾在中間，守衛根本沒有看到。他們先飛廣州，再飛香港，神不知鬼不覺地，龍雲由民航公司駕到香港。在香港，已有人替他安排了一個在淺水灣的秘密住處。民航公司的老闆真是夠朋友了，而龍雲也對這位戰友感激不已。
蔣介石方面又如何處理呢，他對此大發雷霆，要陳納德將軍向他解釋一切。外子說：「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龍雲不準出境，他要去香港，我只是義務送他一程，而且民航公司沒有收他分文。」這倒是實話，蔣介石並沒有說不讓龍雲離開南京。
1950年底龍雲又找外子，那次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