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日早上，給維克多·科瓦爾斯基的信到了羅馬。這個身材魁梧的下士在郵局取了每日的信件後回到了酒店，當他穿過酒店大堂的時候，一個行李員從背後喊住他：「先生，請留步——」
他像往常一樣傲慢地轉過身。他不認識這個義大利佬，但這也沒什麼不對。他每天都大搖大擺穿過酒店大廳直奔電梯而去，從來不注意他們。這個黑眼睛的年輕人朝科瓦爾斯基走來，手裡拿著一封信。
「呃，有封信，先生。是給一個叫科瓦爾斯基先生的……我們這兒沒有這位先生……據說他是個法國人……」
這通嘰里呱啦的義大利語，科瓦爾斯基一個字也沒聽懂。不過他猜出了大概的意思，另外，儘管發音很糟糕，他還是聽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劈手拿過這封信，盯著寫得很潦草的地址和姓名。他在酒店登記的是別的名字。他不看報紙，所以也不知道五天前，一份巴黎報紙發表了一則獨家新聞：「秘密軍組織」的三名最高領導人現在正藏在這家酒店的頂樓。
就他本人而言，應該沒人知道他的行蹤。不過這封信還是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很少收到信，和大多數生活簡單的人一樣，收到一封信可是個重大事件。義大利人站在他旁邊，仰起頭，用他那雙西班牙小獵犬般的眼睛望著他。科瓦爾斯基彷彿能從對方討好的眼神里看出，他科瓦爾斯基就是人類智慧的源泉，能夠幫對方擺脫困境（前台的工作人員都不認識叫這個名字的客人，也不知道該拿這封信怎麼辦）。
科瓦爾斯基俯視著他。「好吧，我來問問看。」他傲慢地說。義大利人的眉頭仍然沒有舒展開。
「問問，問問。」科瓦爾斯基反覆說著，用手指著天花板。義大利人終於明白了。
「啊，是的，問問。您真好，先生，太感謝了……」
義大利人還在做著手勢表示感謝，科瓦爾斯基早已丟下他，大步走開了。他乘電梯到了八樓，剛出電梯就碰到了在樓層服務台的當值保鏢，拿著自動手槍，手指搭在扳機上。兩人對視了一秒，那個保鏢把槍的扳機保險合上，然後放進口袋。他只看到了科瓦爾斯基，電梯里沒別人。這純粹是例行公事，每次電梯指示燈顯示電梯正越過七樓的時候都會這樣。
除了樓層服務台的值班保鏢，走廊盡頭的太平梯門口和樓梯處都各有一個保鏢。樓梯和太平梯兩處都安裝了炸彈，酒店的人並不知道這一點。走廊的樓層服務台下面有個開關，只有從那裡把炸彈引信的電流切斷，炸彈才不起作用。
第四個白班保鏢的位置是在頭頭們所居住的第九層的樓頂。為了對付可能的進攻，還有三個人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間里，他們值完夜班正在睡覺。不過如果有任何意外發生，他們會立即醒來，幾秒鐘內就可以開始行動。八樓的電梯門被從外面緊緊焊住了。但如果電梯門上方的指示燈顯示電梯要上到這一層，這就表示警報。這種事情只因為意外而發生過一次。一個服務員乘電梯給房間送飲料時誤按了「9」。他的這個舉動迅速讓他吃到了苦頭。
樓層服務台的值班保鏢給樓上打電話，通知他們郵件到了。然後示意科瓦爾斯基上去。這位前外籍軍團下士已經把給自己的信塞進衣服內側的口袋裡了，給頭頭們的郵件則放在左腕用鏈子拴著的一個鋼製的匣子里。鏈子和匣子都上了彈簧鎖，只有羅丹有鑰匙。幾分鐘後，「秘密軍組織」的這位上校把兩個鎖都打開，科瓦爾斯基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下午晚些時候，他還要去換樓層服務台保鏢的班。
在八樓後面他自己的房間里，科瓦爾斯基終於開始看信了。他先看了簽名，很是驚訝，這是科瓦茨寫來的，他已經有一年沒見過他了。科瓦茨幾乎不會寫字，就像科瓦爾斯基幾乎不識字一樣。不過信不長，科瓦爾斯基一個個字地查著字典，終於破譯了這封信。
科瓦茨開頭說到，寫信的那天，他「看」到報上的一則新聞，那是一個朋友讀給他聽的。新聞說羅丹、蒙克雷和卡松藏在羅馬的酒店裡。他於是想，他的老夥計科瓦爾斯基應該也和他們在一起，所以他寫了這封信，希望走運的話，能寄到他手裡。
接下來的幾段說的是法國最近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巴黎警察到處盤查證件，可上面還是不斷下令讓他們搶劫珠寶商。科瓦茨說他本人就參加了四次，這可不是鬧著玩的，特別是還必須上繳搶到的東西。他覺得以前在布達佩斯的日子挺好的，雖然只有兩個禮拜，但那時候他幹得更出色。
最後一段說他幾星期前見到米歇爾了。米歇爾說他和約約談過，約約說小西爾維病了，一直低燒什麼的；總之是她的血液出了毛病，他希望她可以很快痊癒，讓維克多不要擔心。
可維克多真的很擔心。「小西爾維病了。」一想到這個他就非常焦慮。在維克多·科瓦爾斯基三十六年的亡命生涯中，沒幾件事真正打動過他的心。德國入侵波蘭的時候他才十二歲。一年後，他的父母被一輛蓋著黑色篷布的卡車帶走了。那時候他已經懂事了，知道姐姐在教堂後面的大旅館裡做些什麼。德國人佔據了那個旅館，每天都有很多軍官去那兒。他父母很難過，向軍管處提過抗議。他當時的年紀已經可以參加游擊隊了。十五歲的時候，他第一次殺死了一個德國人。十七歲的時候，俄國人來了。他的父母對俄國人又恨又怕，給他講了很多俄國人對波蘭人做的恐怖的事。所以他離開了游擊隊，而其他人後來都被政委下令槍決了。他像一隻被追捕的獵物一樣向西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然後是奧地利。在難民營，這個瘦骨嶙峋的只會說波蘭語的高個子青年因為飢餓而極度虛弱。他被人看做是又一個無害的歐洲戰後流浪貧民。隨後，他吃著美國提供的食品，逐漸恢複了體力。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他逃了出來，搭車奔向義大利，然後進入法國。同行的是他在難民營認識的一個講法語的波蘭人。在馬賽，一天晚上他潛入一家商鋪偷吃的，殺死了試圖阻止他的店主，只好繼續逃亡。他的同伴離開了他，臨別時告訴他，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外籍軍團。第二天他就報了名，當警察在飽受戰爭摧殘的馬賽掘地三尺四處查訪時，他已經來到了阿爾及利亞。地中海沿岸城市仍然是美國食品的重要進口基地，為食物而殺人的事很平常。由於不能很快找到嫌疑人，這個案子幾天後就銷案了。科瓦爾斯基得知這一切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外籍軍團士兵了。
這時他十九歲。起先老兵們叫他「小傢伙」。隨後他就向眾人展示了他的殺人本領，他們就改稱他為科瓦爾斯基。
在印度支那那六年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再成為一個普通人。這之後他被送往阿爾及利亞。期間，他曾在馬賽郊外接受一門武器訓練課程。他在那兒碰到了朱莉。她身材瘦小，但很厲害，在碼頭邊的一家酒吧做清潔工。那天她正和自稱是她「男朋友」的人吵架。科瓦爾斯基一拳就把那個傢伙打得飛出了酒吧，摔出去六米多遠，昏迷了十個小時。好幾年過去了，這個人還是連話都講不清楚，因為他的下頜骨被打碎得不成樣子了。
朱莉喜歡這個身形巨大的外籍軍團戰士。之後的幾個月，每晚他都是她的「保護神」，在她下班後護送她回到她在舊港一個骯髒閣樓里的小窩。兩人慾望都很強，尤其是她。他們之間沒有愛情，當她發現自己懷孕後就更沒什麼感情了。她告訴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為他想要這個孩子。她告訴他，她不想要這個孩子，她認識一個老女人可以幫她把孩子打掉。科瓦爾斯基暴揍了她一頓，並且告訴她，如果她敢那樣做就宰了她。三個月後他回到了阿爾及利亞。不過這期間他和另外一個前外籍軍團的波蘭士兵約瑟夫·格日博夫斯基成了朋友。這人被稱作波蘭人約約。約約在印度支那因傷退役，和一個快樂的寡婦結了婚，在各主要車站的月台上經營一輛小吃車。他們自從一九五三年結婚後就一直一起經營。妻子給客人遞吃的，他就在後面一瘸一拐地收錢、找錢。晚上收攤之後，約約經常光顧附近外籍軍團士兵們常去的酒吧，一起聊過去的日子。這些人大多是年輕人，是他在峴港時才應徵入伍的。一天晚上，他碰到了科瓦爾斯基。
就孩子的問題，科瓦爾斯基徵求約約的意見。約約同意科瓦爾斯基的想法。兩個人都是天主教徒。
「她想把孩子弄死。」維克多說。
「那個臭娘們！」約約罵道。
「婊子！」維克多表示贊同。他們又喝了幾杯，悶悶不樂地望著酒吧後面的鏡子。
「這樣對孩子不公平。」維克多說。
「這樣不對。」約約贊同地說。
「我從沒有過孩子。」想了一會兒，維克多說。
「我也沒有。從結婚到現在一直都沒有。」約約回答。
後半夜將近天亮的時候，兩個人酩酊大醉，想出了一個計畫，並且嚴肅地舉杯慶祝。第二天早上，約約想起了他的諾言，但不知該怎麼和妻子說。他花了三天時間，旁敲側擊地講了一兩回，終於在一天夜裡，兩人都躺在床上的時候把這個事和盤托出了。令他很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