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從六月十五日直至整個七月，法國的銀行、珠寶店和郵局均遭到了突如其來的猛烈洗劫。這個「盛況」空前絕後。
法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每天都有人手持手槍、霰彈槍和衝鋒槍搶劫銀行。在那段時期，珠寶店裡的櫥窗被打破，貴重珠寶被搶走，已成為很平常的事。當地警方往往還沒有來得及處理好渾身顫抖，流血不止的珠寶商和他們的店員，就被轄區的另一起類似的案件召走了。
有兩個城市的銀行職員在試圖抵抗時被槍殺。七月末，事態嚴重到共和國衛隊——法國人盡皆知的防暴部隊——都介入了，而且首次配備了衝鋒槍。到銀行的人都已經習慣在大廳經過一或兩個身穿藍色防暴制服的士兵，他們每個人都挎著衝鋒槍。
銀行家和珠寶商就這次犯罪風潮強烈譴責政府。迫於壓力，警方頻繁在夜間出動檢查銀行，但收效甚微。劫匪不是那種在夜幕下能夠熟練打開銀行金庫的職業盜賊，而是戴著面具的持槍歹徒，稍不如意就準備開火。
最危險的時間是在白天，全國的銀行和珠寶店正在做生意的時候，就會有兩三個戴著面具的持槍匪徒跳出來，不容置疑地喊道：「舉起手來！」
七月底，有三個劫匪在不同案件中受傷被捕。他們不是打著「秘密軍組織」的幌子進行一般犯罪的無名小卒，就是前殖民地軍團的逃兵，不過很快就承認自己是「秘密軍組織」的成員。但無論警方如何審訊，三人中沒有一個人能說出為什麼這股搶劫浪潮會突然席捲全國，他們只供認受他們「老大」的指派，搶劫銀行或者珠寶店。警察最終認為，這幾個犯人根本不知道搶劫的目的，他們不了解整個事件，只是聽命行事的小角色。
法國當局很快就知道「秘密軍組織」是這次襲擊的幕後主使，由於某種原因，他們很需要錢。但直到八月上半月，當局才以非同尋常的方式發現了原因。
六月下旬，銀行和其他可以迅速獲得珠寶和現金的地方遭受襲擊的事態日趨嚴重。備受尊敬的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總隊隊長莫里斯·布維埃接管此事。他位於塞納河畔珠寶街三十六號法國司法警察署總部的辦公室異常狹小而忙碌。房間里掛了一張圖，來顯示被搶劫的現金和珠寶變現後的數目。到七月下半月，總額已超過兩百萬新法郎，或是四十萬美元。扣除所有搶劫的適當開支，加上給進行搶劫的歹徒和逃兵的報酬，按莫里斯·布維埃隊長的估計，還有相當大一筆錢剩下來沒有去處。
六月的最後一周，一份駐羅馬辦事處的報告放到了法國安全局吉布將軍的辦公桌上。大意是：「秘密軍組織」最高層的三個人，馬克·羅丹、勒內·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到了毗鄰孔多蒂街 的一家酒店頂層。報告補充說，顯然，儘管在這樣高檔地段的酒店居住費用十分高昂，但他們三人包下了整個頂層，還把另一層也包了下來，讓他們的保鏢住。他們從不外出，由非常彪悍的前外籍軍團士兵日夜守護，每班執勤人員不少於八名。起先，情報人員以為他們是在開會，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安全局慢慢認為，他們只是在以一種非常小心謹慎的方式來確保自己不成為安托萬·阿爾古那樣的倒霉蛋。吉布將軍看到這些恐怖組織的首腦如此膽怯地躲在羅馬的一家酒店裡，不由得咧開嘴笑了一下。他把這份報告按常規方式歸了檔。
當年二月，法國人在伊登·伍爾夫酒店綁架阿爾古的事件，被波恩的德國外交部認為是對該國主權的侵犯。他們與珠寶街的法國外交部之間的激烈爭吵仍在繼續。儘管如此，吉布還是為手下幹將的這次成功行動感到高興。看到「秘密軍組織」的首腦被嚇成這樣，他感到很滿足。但將軍查閱羅丹的文件時，一絲疑慮不由得讓他屏住了呼吸，他不禁問自己：「為什麼像羅丹這樣一個人會這麼容易被嚇成這樣？」憑藉自己豐富的職業經驗，以及對政治和外交現實的清醒認識，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得到允許來一次之前那樣的偷襲了。很久以後，他才明白了「秘密軍組織」三個領導人採取這樣的防範措施來保護自己的真正意義。
從一九六三年六月下旬到七月上半月，豺狼一直在倫敦小心翼翼地按計畫行事。從回來那天起，他就開始搜集、閱讀幾乎所有有關戴高樂的文章以及戴高樂自己的文章。他去了一趟當地的圖書館，在《大英百科全書》里查了一下法國總統的目錄，在目錄的末尾找到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有關他的研究對象的參考書目。
然後，他用假名字和一個位於帕丁敦區普雷頓街的郵政地址寫信給各個知名書店，郵購所需要的參考書。他每天在自己的公寓里迅速瀏覽這些書直到凌晨，在腦子裡為這位愛麗舍宮的主人勾勒出一副十分具體的畫像，從孩提時代起，直到他所閱讀的材料時間為止。他收集的很多信息並沒有政治價值，都是零零星星地敘述了一些戴高樂的癖好或是性格特點，他都一一記在一個小本子上。戴高樂的回憶錄《劍刃》 對研究他的性格最具指導意義。他從這本書里看到戴高樂極為清晰地闡述了自己對生活、祖國和個人命運的看法。
豺狼既不遲鈍也不愚蠢。他廣泛閱讀，周密計畫，並把大量信息儲存在腦子裡以備將來的不時之需。
雖然他通讀了戴高樂的著作以及知情者寫的關於戴高樂的書，但這些書除了勾勒出一個驕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國總統的完整形象外，並沒有解決主要問題。這個問題自從六月十五日他在維也納羅丹的卧室里接受這項暗殺任務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他。直到七月的頭一周，他仍然沒想出答案——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以何種方式行刺。最後，他又去了一次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用慣用的假名簽名進入後，開始翻閱法國最大的報紙《費加羅報》的舊刊。
他找到答案的確切時間我們已無從知曉，但大致應該是在七月七日後的三天里。在那三天里，他最初是從一位專欄作家寫於一九六二年的文章中得到一點啟發，然後又查閱了一九四五年以來戴高樂任總統期間每一年的材料，這位刺客終於解答了自己的問題。他發現，近年來，在某個特定的日子，無論生病或是壞天氣，夏爾·戴高樂都會不顧個人安危，在公眾面前拋頭露面。從這一點出發，豺狼的準備工作終於從研究階段進入了實際策劃階段。
在考慮最後的行動細節之前，他仰面躺在自己的公寓里，凝視著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著他常抽的特長過濾嘴香煙，陷入沉思。
在最終敲定要採用這個計畫前，他至少考慮了十幾個方案，但最終都放棄了。什麼時間，在哪裡，怎麼干，一切都已做出了決定。
豺狼非常清楚，一九六三年的戴高樂不僅僅是法國總統，也是整個西方世界受保護最嚴密、最高效的人。事後證明，刺殺他比刺殺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要難得多。豺狼並不知道，法國安全專家已獲得美方許可，曾研究過保護肯尼迪總統的安全措施，但他們回來後都對美國情報機構採取的措施嗤之以鼻。法國專家拒絕採用美國人的方法，這一點後來被證明是正確的。一九六三年約翰·肯尼迪在達拉斯被一個近乎瘋狂的刺客槍殺，正是由於安全措施不夠嚴密，而夏爾·戴高樂則一直好好地活著。他安全退休，最終在自己的家裡去世。
豺狼知道，他要面對的安全人員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由於不斷被警告可能有人試圖危及他們所保衛的對象，圍繞戴高樂而設置的整個安全體系總是時刻處於戒備狀態，而豺狼為之工作的組織卻因保密問題漏洞百出。對刺客有利的條件是，他一直待在暗處，不為人所知；而他的目標則粗暴地拒絕與安全機構合作。在那個特定的日子裡，不論有怎樣的危險，這位法國總統的驕傲、固執、對個人危險的絕對蔑視，都會驅使他公開露面一段時間。
從哥本哈根的凱斯楚普機場飛來的SAS航班，在倫敦機場大樓前的跑道上最後向前沖了一下，慢慢前進了幾英尺，不動了。引擎響了幾秒鐘，然後也停了下來。幾分鐘內，舷梯就已放好，乘客魚貫而出，紛紛向艙口的空乘人員點頭告別，走了下來。
在候機大樓的瞭望台上，有個亞麻色頭髮的男人把他的墨鏡推至前額，用望遠鏡觀察走下飛機的乘客。排隊拾階而下的乘客已是今天早上他觀察的第六批了。溫暖的陽光下，瞭望台上布滿接機的人，大家都在努力尋找自己要等的人。所以我們這位「觀察者」的行為並沒有引起任何注意。
當第八位旅客走出來，在陽光下直起身子時，平台上的人開始興奮起來，緊盯著這位新到的旅客走下樓梯。這位旅客從丹麥來，不是神父就是牧師，身著一襲灰色教袍，領口處戴著白色的領圈。他已年近五十，中等長短的鐵灰色頭髮從前額向後梳著，但面容顯得較為年輕；高個子，寬肩膀，看起來身體不錯，身材幾乎和那個在平台上觀察他的人一樣。
當旅客們排隊進入入境大廳，準備護照檢查、通關的時候，豺狼把望遠鏡塞進身旁的皮質公文包里。然後，他合上公文包，悄悄地轉身穿過玻璃門，下樓進入主廳。十五分鐘後，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