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羅丹關掉他的半導體收音機，從桌邊站起來，盤裡的早餐幾乎沒動。他一直在抽煙，一支接一支。他走到窗邊，遲到的春天還沒有開始破壞這白雪覆蓋的景緻。他凝視著窗外，又點了一支煙。
「混蛋。」他輕輕地嘟囔著這個詞，充滿了怨恨，然後又低聲罵了一串來表達他對法國總統，他的政府以及行動分局的憎惡。
羅丹幾乎在所有方面都和他的前任不一樣。他身材高大，蒼白的臉上滿是仇恨。與其他拉丁裔不同，他總是用冷淡來掩飾自己的感情。由於沒有綜合理工大學的學歷，他無法升職。德國入侵法國的時候，十幾歲的他——這個鞋匠的兒子——逃離平靜的生活，駕著一條漁船來到英國，成了一名洛林十字 旗下的列兵。
從列兵到軍士再到准尉，他歷盡艱險，在北非，他在柯尼希 麾下血戰，後來在諾曼底他又跟隨勒克萊爾 穿越灌木叢。在解放巴黎的戰鬥中，他獲得了軍官的肩章，這是他憑教育和出身永遠無法得到的。在戰後的法國，選擇只有兩個，繼續留在軍隊或是重返平民生活。
退役做什麼呢？除了父親教給他補鞋的手藝，他別無所長。他發現在他的祖國，工人階級都被共產黨控制了。共產黨還接管了國內的「抵抗運動」和「自由法國」組織。於是他留在了陸軍。後來，新一代的年輕人，那些受過教育的男孩，從軍官學校畢業，用教室里的理論知識獲得了他用鮮血和汗水換來的同樣的軍官肩章。這讓他非常痛苦。看著他們在軍階和特權方面超越自己，這種痛苦便愈發刻骨銘心。
剩下來的唯一出路就是參加殖民軍部隊。當義務兵們圍著操場轉來轉去的時候，這些驍勇善戰的士兵正在浴血奮戰。於是，他設法調到了殖民軍空降部隊。
在印度支那的第一年裡，他很快便成了一名連長，生活在和他有著同樣想法，說著同樣語言的人中間。從補鞋匠板凳上站起來的年輕人，獲得晉陞仍然需要通過戰鬥，更多的戰鬥。印度支那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名少校了。回到法國經歷了一年的不快和挫折後，他被派往阿爾及利亞。
法國撤出印度支那，加上他回國後的那一年，使潛伏在他內心的憤懣變成了對政客和共產黨人的日益憎恨。在他看來，共產黨和政客都是一路貨，除非由軍人當政，否則法國永遠無法擺脫遍布在政治生活中的賣國賊和馬屁精的掌控；只有軍隊里才沒有這兩種人。
像大多數作戰軍官一樣，他親眼目睹過自己的戰友死去，有時還親手掩埋了那些不幸陣亡的軍人支離破碎的肢體。羅丹崇拜軍人，認為他們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是他們的流血犧牲，才使得那些資產階級能在家裡過舒服日子。在印度支那的叢林里戰鬥了八年後，他才從國內的平民處得知，他們大多對軍人毫不關心。那些左翼知識分子詆毀軍隊的文章全是諸如嚴刑拷問俘虜以獲取重要情報之類的瑣事。這些在馬克·羅丹的內心激起了反感，再加上他原先由於缺乏機會而逐漸累積的怨憤，他變得極端起來。
他一直堅信，如果有當地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國內政府和人民為後盾，軍隊是可以擊敗越盟 的。放棄印度支那是對成千上萬戰死在那裡的優秀青年的極大背叛，讓他們的死變得毫無意義。而羅丹是不可能也絕不會背叛的。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一九五六年春天，他離開馬賽口岸時，幾乎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他確信遙遠的阿爾及利亞群山將見證他畢生事業的頂峰，法國軍隊將成為全世界眼中至高無上的軍隊。
兩年艱苦而殘酷的戰鬥絲毫沒有動搖他的信念。說真的，反叛並不像他原本想的那樣容易撲滅。無論他們擊斃多少穆斯林游擊隊，將多少村莊夷為平地，把多少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分子折磨致死，這些反抗者的力量卻愈發壯大，不但在鄉村擴大了勢力，而且還包括不少城市在內。
他們當然需要宗主國給予更多的支援。毫無疑問，這場戰爭所在的遙遠角落，至少是帝國的領土。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是法國的一部分，三百萬法國人居住在這裡。人們為阿爾及利亞而戰就像為諾曼底，為布列塔尼或者阿爾卑斯而戰一樣。當他升任中校時，他從農村轉戰到了城市。開始是在博內，然後是康斯坦丁。
在布萊德，他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作戰，他們雖說不是正規軍，但至少還是戰士。他對他們的仇恨同他對城市裡這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戰鬥相比，根本不算什麼。這種戰爭的對手是清潔工在法國人常去的咖啡館、超市和公園裡放置的塑料炸彈。為了將這些把炸彈放置在法國平民中的「雜碎」清除出康斯坦丁，他手段殘酷，因而得了個稱號——「屠夫」。
為了最終消滅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及其軍隊，消滅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唯一需要的就是巴黎的更多援助。和大多數極端分子一樣，羅丹因信念而無視事實：戰爭費用日益增長；背負著一場越來越沒有獲勝希望的戰爭，法國經濟搖搖欲墜；義務兵士氣日漸低落。這些對他來說都是小事。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樂重新執政，出任法國總理。他乾脆利落地推翻了搖搖欲墜的腐敗的第四共和國，建立了第五共和國。他使用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一詞，與將軍們的口徑一致。這使他重回馬提尼翁宮 ，並於一九五九年一月重返愛麗舍宮。羅丹聽到他說出這句話，回到房間，高興得都哭了。戴高樂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對羅丹來說，他就像從奧林匹斯山下來的宙斯一樣。他確信新政就要開始：共產黨人將被趕出他們的辦公室，讓－保羅·薩特肯定會以叛國罪被槍決，工會組織俯首帖耳，法國最終將全力支援她在阿爾及利亞的親人，支援保衛法國，在前線戰鬥的軍隊。
羅丹對這一切非常肯定，就像他相信太陽從東方升起一樣。當戴高樂以他自己的方式開始重建法國的時候，羅丹想著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得給這個老頭兒一點兒時間。當與本·貝拉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初步會談的說法剛開始流傳時，羅丹覺得不能相信。他雖然同情大個子喬·奧梯茲於一九六○年領導移民發動的那場叛亂，但他仍然覺得，沒有徹底剷除當地農民武裝一定是戴高樂的權宜之計。他覺得老頭兒肯定知道他在做什麼。他不是說過那崇高的字眼——「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嗎？
最後，當毫無疑問證明夏爾·戴高樂復興法國的概念里不包括「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時，羅丹的世界就像被火車撞上的瓷瓶一樣粉碎了。忠誠、希望、信仰、自信，什麼都沒有了，留下來的只有恨。他恨這個制度，恨那些政客，恨知識分子，恨阿爾及利亞人、工會、記者、外國人；但他最恨的就是那個人——戴高樂。一九六一年四月，除了一些乳臭未乾的笨蛋拒絕參加外，羅丹率領全營參與了軍事政變。
政變失敗了。戴高樂略施小計就把政變扼殺在萌芽狀態。在最終宣布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會談的前幾周，成千上萬台簡易半導體收音機被發放給部隊。這件事沒有引起軍官們的絲毫注意。他們認為收音機是無害的慰問品，許多軍官和高級軍士都贊同這個主意。空中傳來的法國流行音樂讓那些士兵感到很愜意，不再只關注炎熱、蒼蠅和無聊。
但戴高樂的聲音就不是那麼無害了。在考驗軍隊忠誠的最後關頭，遍布整個阿爾及利亞各個兵營的成千上萬的義務兵都在用收音機收聽新聞。新聞之後，他們又聽到了那個聲音，就是羅丹自己在一九四○年六月聽到的那個聲音。連內容都幾乎一樣：「你們面臨忠誠的選擇。我就是法國，掌握著法國的命運。跟隨我。服從我。」
有些營長醒來的時候，全營就只剩下少數軍官，大部分軍士都走了。
兵變就這樣被收音機粉碎了，彷彿一切都只是一場夢。羅丹比別的人幸運些。有一百二十名軍官、軍士和士兵和他在一起。這是因為他所指揮的部隊比大多數部隊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農村都付出過更多的血汗。和其他參與兵變的人一起，他們成立了「秘密軍組織」，發誓要推翻愛麗舍宮的「猶大」。
在勝利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效忠於法國的軍隊之間，進行大規模破壞的時間不多了。在最後的七周里，法國殖民者把他們畢生所得廉價變賣，逃離飽受戰火摧殘的海岸。而「秘密軍組織」則對他們留在身後的世界進行了最後一次駭人聽聞的報復。當這一切結束之後，這些領導者的名字都在戴高樂當局掛了號，留給他們的只有逃亡國外一途了。
一九六一年冬天，羅丹成為阿爾古的副手，是流亡海外的「秘密軍組織」的行動負責人。從那時起，精明強幹，有著敏銳洞察力的阿爾古就成了「秘密軍組織」發動的針對法國大城市行動的幕後主使；而羅丹則以他的陰險狡猾和組織能力著稱。如果他僅僅是一名強悍的極端狂熱分子，那他雖然危險但絕對不是最出眾的。在六十年代早期，「秘密軍組織」擁有許多這樣的悍將。但他比那些人更有才幹。那個老鞋匠生了一個善於思考的男孩，這個男孩的頭腦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