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早上六點四十分。天很冷，特別是當一個人即將被行刑隊槍決之時，更顯得寒氣逼人。
在福爾·迪夫里堡的庭院中，一根行刑柱插在冰冷的礫石地里。法國空軍中校讓－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站在柱子前，雙手被綁在柱子後面。他凝視著二十米開外面對著他的那隊士兵，眼中的疑惑慢慢消退。
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截斷了這最後時刻的陽光。他用一隻腳蹭了蹭腳下的礫石，略微舒緩了一下緊張的情緒。士兵們將子彈推入槍膛，拉上槍栓。在二十支來複槍拉開槍栓的咔噠聲中，牧師的禱文顯得十分虛弱無力。
院牆外，一輛貝利埃特大卡車正鳴著喇叭，想要穿過前面交叉路上一堆駛向市中心的小型車輛。喇叭聲剛好蓋住了行刑隊長官的「瞄準」口令。槍聲響起，這座正在蘇醒的城市卻連一點漣漪都沒被激起，甚至還不如空中鴿子拍翅膀的聲音維持得長久。喇叭聲慢慢消散了，那致命一槍的聲音也漸漸消弭在院牆外逐漸喧騰的交通噪音里。
這個軍官是「秘密軍組織」殺手組的負責人，他一直在尋找機會刺殺法國總統。他的死亡原本被認為是一種終結——隨著他的死亡，謀刺總統的活動也應該就此結束了。然而，命運就是喜歡嘲弄人，實際上，它卻恰恰標誌了一個新的開始。要解釋這一點，必須首先回頭看看，為什麼在這個三月的早晨，在巴黎城外軍事監獄的院子里，吊起了一具被打成篩子的屍體。
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中最熱的日子裡，即使已經是晚上七點，氣溫仍然有二十三度。整個城市都熱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個沒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進車裡，去鄉間度周末了。
太陽終於沉落到巴黎宮牆的後面，長長的影子穿過院落，帶來了令人舒適的涼爽。此時，有那麼幾個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們決定，有一個人必須死，他就是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將軍。
市民們正準備逃離炎熱，去海灘和河邊消暑納涼；而在巴黎富麗堂皇的愛麗舍宮裡，內閣會議卻仍在進行中。十六輛黑色雪鐵龍DS型豪華轎車正停在背陰處。它們首尾相連，形成一個圓圈，佔據了茶色礫石鋪就的前庭四分之三的空地，靠西側的牆邊是陰影最先蓋住的地方。司機們躲在這裡陰影的最深處，相互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等待主人的到來。
今天的內閣會議比平時長，所以抱怨也比往常要多些。直到七點三十分，一個身披鏈飾、掛滿勳章的禮賓官才出現在六級台階頂端的平板玻璃宮門後面，朝衛兵招手。司機們把手裡抽了一半的高盧牌香煙扔在地上，踩進礫石地里。大門兩邊的安全人員和崗亭里的士兵站得筆直。巨大的鐵柵欄門開了。
第一批部長出現在玻璃門後的時候，司機們已經發動了汽車。禮賓官拉開門，內閣成員紛紛走下台階，互相道著周末好好休息的祝福。汽車按照先後順序排在台階下，禮賓官彎腰拉開車的後門，部長們爬進各自的汽車，經過向他們敬禮的共和國衛隊士兵，駛出大門，駛向新區的奧雷諾街。
不到十分鐘，他們都走了。兩輛加長的黑色雪鐵龍DS19型轎車還在院子里，慢慢駛向台階。第一輛車插著標誌著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三角旗，開車的是弗朗西斯·馬羅克斯，他是一名警察，來自沙托里國家憲警總隊培訓總部。他生性沉默冷靜，從不參與司機之間的玩笑；他開車既快又安全，一直是戴高樂的私人司機。除了馬羅克斯，車裡沒有其他人。緊隨其後的第二輛DS19也由一名來自沙托里的憲警駕駛。
七點四十五分，又有一批人出現在玻璃門後面，礫石地上的警衛再一次立正站直。夏爾·戴高樂身著慣常的深灰色雙排扣套裝，系著黑色領帶，出現在玻璃門後。按照老式的禮節，他為伊馮娜·戴高樂夫人拉開門，讓她先出去，然後挽著她的手，領著她走下台階，走向等候著的雪鐵龍。他們在車邊分開，總統夫人鑽進前面那輛車的后座左邊，總統從右邊上車，坐在她的身旁。
他們的女婿阿蘭·德布瓦西厄上校，時任法國陸軍裝甲和機動部隊的總參謀長，檢查確認了車的兩個後門都鎖好後，坐在了前排馬羅克斯的旁邊。
其他兩名陪同總統夫婦走下台階的官員坐進第二輛車。身材魁梧的亨利·德茹代爾是今天的當值保鏢，他是卡比爾人 ，來自阿爾及利亞。他坐到前排司機的邊上，鬆了松腰際的大左輪槍，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從這一刻起，他的眼睛就開始不停地轉動。他不是在看前面的那輛汽車，而是在汽車快速行駛中注視著兩旁人行道上和汽車轉彎時街上的一切動態。第二個人向留下來的當值警衛說了句話，然後鑽入車的後排。他就是讓·迪克雷，總統的警衛隊長。
西側牆的旁邊，有兩個戴白色頭盔的摩托車手。他們發動引擎，緩緩駛出陰影，朝大門駛去。他們彼此相距十英尺，並排在出口處停下來向後望。馬羅克斯將第一輛車駛離台階，轉向大門，開至摩托車警衛的後面，第二輛車也緊隨其後。這時是晚上七點五十分。
大鐵柵欄門再次打開，這支微型車隊經過站得筆直的衛兵，駛入奧雷諾大街，行至大街盡頭後，便進入了馬里尼街。栗子樹下有個年輕人，戴著白色的摩托車專用頭盔，站在一輛小型摩托車旁。一看到車隊經過，他便從路邊騎出，與小車隊拉開一段距離後跟蹤前進。八月的周末，路上的交通一切如常，總統出行也沒有事先通知。只有前導摩托車的警笛聲向執勤交警通報著車隊的到來。交警們瘋狂地吹著哨子，揮著手，及時攔住其他車輛，讓車隊通過。
車隊在林蔭道上加快了速度，飛速衝進了克萊蒙梭廣場的陽光中。車隊筆直地穿過廣場，向亞歷山大三世橋開去。那輛小型摩托車車手一直跟在官方車隊的後面，沒遇到任何麻煩。過了橋，馬羅克斯跟著領騎的摩托車駛入加列尼將軍大道，然後是寬闊的榮軍院大道。跟蹤的摩托車車手現在知道他要的答案了。他在榮軍院大道和德瓦雷納大街的十字路口處放鬆了尖叫著的油門，駛向街角的一個咖啡館。他走進咖啡館，從口袋裡拿出一枚硬幣，大步走向咖啡館後面的電話機，打了一通本地電話。
中校讓－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等在默東郊區的一個咖啡館裡。他三十五歲，已婚，有三個孩子，在空軍部工作。他有著正常的職業和家庭生活，但內心卻對夏爾·戴高樂充滿深深的仇恨。他認為戴高樂把阿爾及利亞交給阿爾及利亞人是對法國的背叛，是對那些讓他在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的人民的背叛。
失去阿爾及利亞並沒有讓巴斯蒂安－蒂里個人損失什麼。他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個人的考慮。在他看來，他是一個愛國者。他堅信，一定要殺死這個他認為背叛了法國的人，以此來表達他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那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有著和他一樣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和他一樣成為瘋狂的「秘密軍組織」的成員。這個組織發誓要殺死戴高樂並推翻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里就是這樣一個人。
電話來的時候，他正呷著一杯啤酒。酒吧侍者把電話遞給他後，就去酒吧的另一頭調電視去了。巴斯蒂安－蒂里聽了一會兒，小聲地對著話筒說：「很好，謝謝你。」然後便掛斷了電話。酒錢已付，他慢步踱出酒吧，來到人行道上，拿出夾在腋下的一卷報紙，小心地打開兩次。
街對面的一個年輕女子放下一樓房間窗戶上的蕾絲窗帘，轉過身對著屋裡來回走動的十二個男人說：「是第二條路。」五個年輕人立刻停止絞動自己的手指，跳了起來。他們都不是老練的刺客。
另外七個人年紀要大一些，相比之下沒那麼緊張。這群人的首腦是這次暗殺行動負責人巴斯蒂安－蒂里的副手——中校阿蘭·布格勒內·迪拉·托庫奈伊，一個右翼分子，出身於一個擁有土地的士紳家庭。他也三十五歲，已婚，有兩個孩子。
屋子裡最危險的人物是喬治·瓦坦，三十九歲，寬肩膀，方下巴，是一名「秘密軍組織」的狂熱分子，以前是一名阿爾及利亞的農業工程師。兩年後他再出現的時候，已經是「秘密軍組織」最危險的刺客之一了。他腿上受過傷，所以大家都叫他「瘸子」。
年輕女子宣布了消息之後，這十二個人從樓後魚貫而出，來到房子側面的路上，那裡停放著六輛偷來或租來的汽車。這時是七點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里花了好幾天親自研究這次暗殺的地點，測算射擊的角度，汽車行駛時的速度和距離以及攔截車隊的必要火力強度。他選的地點是解放大街，這條馬路很長，筆直地通向小克拉馬爾區的主要交叉路。暗殺計畫是這樣的：第一組由狙擊手和協作成員組成，計畫在總統的專車到達交叉路兩百碼前開火。他們將躲在停靠在路邊的雷諾小貨車後面，這個位置的射擊距離和角度極佳，命中率很高。
根據巴斯蒂安－蒂里的計算，當和貨車並排的時候，頭車會被一百五十發子彈射穿。總統專車停下來後，「秘密軍組織」的第二組就從支路上衝出來，近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