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中旬，國務院的弗里曼·馬修斯提出了一個想法。國務院政策計畫處的前官員、美國政府中的頂尖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正在離職期間，以便在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級研究所撰寫一部關於美蘇關係的書。因而，凱南當時便不是美國外交界的正式成員。他是蘇聯人所信賴的人，他們把他敬待為一位言行客觀坦正的學者和外交官，而非空話謊話連篇之徒。經艾奇遜同意，馬修斯提議由凱南去見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雅可夫·馬立克，並給他帶去一個信息，大致內容如下：美國和蘇聯在朝鮮問題上似乎正在走向衝突，而美國人認為兩國都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兩國似乎都在被中國人拖著走。如果在朝鮮實現停戰和停火，也許是沿目前軍隊部署的戰線停火，不是更為可取嗎？凱南準備詢問莫斯科如何看待形勢。正如艾奇遜概述他的指示時所說：「如果要結束敵對行動，那麼現在正是著手結束戰爭的大好時機。」
凱南給馬立克手寫了一封信，要求與他會面，但未說明目的。幾小時以後，馬立克就打來電話，請凱南去他在長島的夏季寓所用午餐。兩人5月31日的會面進行得十分順利，只是在一開始時稍微尷尬一番，馬立克把一個水果和葡萄酒的托盤打翻在自己腿上。在一定意義上，自1925年凱南成為外交官以來，他所受到的訓練就是為了這一天。他用流暢的俄語同這位大使交談，他知道馬立克在這種試探性的晤面中不可能就如此敏感的問題做出任何承諾，便以拐彎抹角的方式涉及了主題。馬立克聽凱南講完後問了幾個問題，然後提議「讓他對凱南提出的問題加以考慮後再次會面」——意思是他必須向莫斯科請示。
蘇聯人很快就做出了回答，這表明蘇聯人和美國人一樣急欲實現和平。不到一個星期，即6月5日，馬立克又把凱南請到他的辦公室，並對他說，蘇聯政府希望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但由於蘇聯人沒有直接捲入戰爭——這種說法過於拘泥於形式主義，凱南對此並未加以質疑——因此任何解決途徑都必須通過中國人和北朝鮮人。「我們大家誰也不懷疑這個信息的真實性，」艾奇遜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但這仍然帶有一種神神叨叨的口氣，使我們捉摸不定它究竟預示著什麼，我們下一步又該做些什麼。」
在6月的最初幾天里，國務院向盟國的大使們隱瞞了與馬立克接觸的事，這是基於兩個原因：避免產生虛假的希望，並防止泄密，以免有可能使這一主動行為付諸東流。比方說，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告誡大使們不要聽信報界關於「和平試探」的任何消息。6月8日，另一位助理國務卿約翰·希克森徵求盟國對和談的看法時，沒有提及向馬立克做出的姿態。眼下的問題是，杜魯門總統是否應就和平的條件發表任何講話？如果有必要，他應以在朝鮮作戰的16個國家的名義呢，還是以美國單方面的名義？希克森說，美國必須小心謹慎，不要事先束縛自己。因此，美國的想法是，停火的具體條件「應以籠統的措辭加以表達」，應該等待敵人表現出準備開始談判時再提出細節。希克森的確說了，如果中國人願意停止戰鬥，並同意大體上在三八線一帶實現和解的話，就會為談判打下基礎。但由於中國人仍在戰鬥，他認為不存在立即停火的希望。希克森進一步說：「我們沒有起草任何聲明，我們願意討論所有可能的行動方向，對此我們也沒有既定立場，只是要讓敵人認識到並且願意在取得一項體面的談判解決之前，必須停止戰鬥。」
就美國的目的而言，重要的問題是，盟國的大使們已經允許華盛頓放手尋求停戰。大使們希望被告知所發生的事情，但具體事務應由國務院辦理。
現在，華盛頓所能做的，就是等待蘇聯進一步的答覆。蘇聯人必須與北京和平壤的領導人商談。這種沉默並未使國務院感到驚恐不安。實際上，蘇聯人的答覆比預料的還要快，而且是通過一個非同尋常的講壇。聯合國從創立時起，就發起了一個每周公共事務廣播節目，所有的成員國都可以使用。蘇聯人一直對之不屑一顧。現在，馬立克要求在6月23日的節目中給他安排時間。他在講話中說——語法學家們可以把他的講話方式稱為第一國家人稱——「蘇聯人民」相信，戰爭是能夠平息的。馬立克接著說：「蘇聯人民相信，作為第一步，交戰雙方應開始就停火與休戰進行討論，條件是雙方都把軍隊撤離三八線。」能夠採取這種步驟嗎？馬立克問道。「我認為能夠，」他自問自答說，「只要有真誠的願望來結束在朝鮮的流血戰鬥。」（在美國分析人士看來，「流血」這個詞表明中國人在戰場上傷亡慘重。）
馬立克的答覆使國務院大吃一驚。當美國得知馬立克要求在聯合國的廣播節目中安排時間時，預料只會聽到宣傳性的誇大言辭。但在分析家們看來，廣播講話之後發生的事情意義重大。迪安·臘斯克認為，蘇聯報刊和廣播處理這個講話的方式是「出色的表演」。兩天以後，北京的報紙實際上宣布說，中國當局同意馬立克的建議。但在此之後，中國人的態度卻模稜兩可。北京電台說，如果美國人希望和平，他們就能夠接受中國人的條件。馬立克講話中模稜兩可的地方也比比皆是，這使美國外交官們迷惑不解。馬立克提及「蘇聯人民」時，他實際上是不是指「蘇聯政府」呢？他在談及「交戰者」時又否認蘇聯有任何捲入，而中國人堅持被稱為「志願軍」。據迪安·臘斯克說：「中國與蘇聯之間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協調和理解，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不解之謎。」當時，從馬立克那裡不可能得到任何澄清，因為這位大使「身體不適」，這是一種迴避所不希望的談話的外交手段。臘斯克指出了一些可疑之處，即這件事從頭至尾都可能是宣傳性的：「克里姆林宮的人是搞宣傳的大師，宣傳是他們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工具。」
蘇聯人的立場是一點一滴地顯現出來的。美國駐莫斯科大使艾倫·柯克在多次請求之後獲準會見蘇聯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葛羅米柯認為，朝鮮交戰雙方的軍方代表應該僅就軍事問題達成一項軍事休戰，不要涉及政治或領土問題。葛羅米柯堅持說，他全然不知中國對停火談判的態度。
國務院認為，蘇聯的答覆是中國人願意與美國接近的一個信號，便著手在盟國中尋求支持。聯合國的法律顧問亞伯拉罕·費勒第一個響應美國的要求。他認為，美國有權達成一項停火或休戰而不必由聯合國授權，只要談判局限于軍事問題，並且把談判結果報告安理會。有軍隊在朝鮮的國家其大使們一致贊同談判。
但五角大樓卻從中作梗。6月28日，臘斯克在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務院的一次會議上簡述了一個建議，即由李奇微發表一個廣播講話，邀請中國軍隊指揮官參加一個會議。空軍參謀長范登堡將軍不喜歡這個辦法，因為這將把聯合國軍置於乞求和平的境地。范登堡對在敵人正遭到「重創」時停止戰鬥的做法進行了激烈的質詢。但布雷德利認為，如果聯合國放過了這個實現和平的機會，公眾對戰爭的支持就很成問題。柯林斯和謝爾曼表示同意，范登堡便沒有堅持自己的觀點。參謀長聯席會議指令一個工作班子與國務院合作，為李奇微起草一份廣播講話稿。
李奇微在東京時間6月29日上午8時發表了廣播講話，它經過了精雕細琢：
我以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名義，奉命通知你們如下事宜：
我得知你們可能希望舉行一次會議以討論停戰問題，條件是停止在朝鮮的敵對行為及一切武裝行動，並對維護停戰予以充分保障。
在接到你們願意舉行這樣一個會議的通知之後，我將指派我的代表，那時我將提出雙方代表會晤的日期。我提議這樣的會議可在元山港內一艘丹麥的醫療船上舉行。
李奇微發表講話幾個小時以前，迪安·臘斯克向盟國的大使們解釋了聲明的措辭，主要目的是看看共產黨的指揮官是否有興趣在戰場上晤面以討論停火問題。「我們認為，繼續（讓人們）認為對方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了主動是至關重要的，」臘斯克說，「這並不是說他們在乞求和平，那樣說有損他們的聲望。但我們的確希望由共產黨人承擔責任，讓人們知道是他們提出了這個問題。」
以聯合國軍司令李奇微的名義發表這一聲明，是避免使用「政府」這個字眼的一種方式。臘斯克說，這是「為了照顧對方」。還有一些只有外交界才能夠領悟的語義上的細微差別。「我們並不是說與李奇微本人已經進行了接觸，而是說他被告知已經進行了一次接觸。我們並未提出會談的日期，但為了把整個事情向前推進一步，我們提出了一個談判的地點——在元山港內的一條丹麥醫療船上。我們認為，這對雙方都很便利。」儘管這條船在朝鮮是服務於聯合國軍的，但丹麥政府「將很高興」能提供這條船，並為會談懸掛自己的國旗。
澳大利亞外交官戴維·威廉森·麥克尼科爾問，談判期間美國是否會與盟國協商？臘斯克的回答模稜兩可。他會與盟國討論「那些可以合乎情理地討論的」進展，但他不認為大家都「願意看到我們所祈望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