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時間3月23日晚，國防部副部長羅伯特·洛維特聽到了麥克阿瑟的和談聲明，立即同迪安·臘斯克以及國務院的盧修斯·巴特爾、亞歷克西斯·約翰遜一起來到迪安·艾奇遜家中，會議直至次日凌晨1時。艾奇遜談起同洛維特開的這次會議時說：「羅伯特在壓力來臨時，通常都是妙語連珠、樂觀通達的……但是那天晚上，他全無幽默感。他簡直是暴怒欲狂，他提出的解決辦法是麥克阿瑟將軍必須撤職，而且是立即撤職。」 艾奇遜認為洛維特的情緒是「一時勃然大怒」，並不反映五角大樓的一貫想法。「我十分相信，到了第二天早上，大部分的怒氣就會煙消雲散。」
其實艾奇遜自己也是心潮難平，他覺得和平倡議本來是可以促使中國人做出積極反應的。若干年之後，他仍是憤怒不已，他說：「麥克阿瑟信口開河，他發表的……（聲明裡面的）東西簡直使人根本不可能接受談判的提議。」聯合國的盟國們認為這種局面是「一種難以置信的情況。他們不知道是誰在主管美國政府。我認為沒有人會懷疑這是有意在搞花樣，但是也得有理由來讓他們相信這一點」。
麥克阿瑟仍不甘寂寞。當時他的「和平」電報仍然在華盛頓輾轉傳送著，令人大吃一驚的是，他在一次視察戰場時的記者招待會上又說，越過三八線沒有什麼不良後果；空軍可以隨心所欲地過去；地面部隊以前也跨越過，而且還將跨越它；這個問題「過去已充分討論過而且已經解決了」。艾奇遜把這種說法稱為「五雷轟頂」。
但是政府應當作何反應呢？杜魯門最初的反應好像是不能相信已經發生的事情。他在一次內閣會議上抱怨說，他「同麥克阿瑟打交道的經歷糟糕透頂」，此人在他準備發表聲明之前「就搶先起跑」。杜魯門說，這是一次「對總司令不忠的行動」。
華盛頓時間3月24日，即麥克阿瑟「和平」聲明發表的第二天，杜魯門會見了艾奇遜、洛維特和臘斯克。大家一致認為，去年12月6日關於禁止發表對外政策聲明的那道命令是明白無誤的，而他已經違反了這道命令。大家的言外之意是，麥克阿瑟已經令自己面臨軍法處置，而他可能對此求之不得，因為他高自標樹，也認為有機會把事鬧得滿城風雨。杜魯門的一位摯友說，總統沒有認真考慮以軍法處置麥克阿瑟的可能性。此人還說：「麥克阿瑟已經把自己折騰得差不多了，沒必要再把他塑造成烈士。」杜魯門在3月24日的確決定採取一項合乎法規的做法，即給麥克阿瑟一個明白的信號：總統認為他是抗命不從。在艾奇遜的建議下，杜魯門命令參謀長聯席會議向這位將軍發去一份由兩部分內容組成的電報，提醒他注意去年12月6日的命令，並指示說，如果共軍領導人「在戰場上要求停戰，你應立即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報告並等待命令」。（後來在這一年春天舉行的參議院聽證會上，麥克阿瑟令人難以置信地宣稱說，他沒有把這封電文當作是對他的「訓斥」，從來沒有將其與他3月24日要求與敵方談判的聲明聯繫起來。）
後來幾天中，儘管有杜魯門的提醒，但麥克阿瑟繼續在干擾政府的政策。在同《倫敦每日電訊報》軍事記者馬丁中將談話時，麥克阿瑟斷言他的部隊「被束縛在一張人為的羅網之中」，他在的軍事生涯中「第一次發現是在打一場沒有明確目標的戰爭」；在三八線問題上，是政客們侵犯了軍人的職權範圍。「如果不談及士兵們的生命，這是十分荒謬的。」麥克阿瑟暗示他所轄部隊每月6 000至7 000人的損失是在白白地送死和受傷。「如果這些損失，甚至更大的損失是為一個明確的目標而付出的（著重號為引者所加），那我們將隨時準備接受它。」在另一個訪談中（該訪談是在早些時候，卻在周末發表，當時杜魯門政府正在商討如何處置麥克阿瑟），麥克阿瑟答覆了《自由人》的提問。該刊編輯援引一條消息說，韓國政府因為缺少裝備正在遣散新兵，並問麥克阿瑟為何美國政府不提供裝備。麥克阿瑟答道，這個問題「牽涉到本人許可權以外的基本政治決定」。麥克阿瑟在扯謊，他在1月6日建議美國不要向「韓國青年軍」提供武器。
共和党參議員們撿起了麥克阿瑟這個題目。密歇根州的霍默·弗格森建議派一個國會委員會去東京，去問麥克阿瑟這場戰爭應當如何進行。賓夕法尼亞州的詹姆斯·達夫說，「某一個掌權的人物」應當決定政策，「而其餘的人應當遵循這一政策」。
在杜魯門看來，麥克阿瑟的表現「帶有嘩眾取寵的特徵」。杜魯門頗有歷史感的頭腦把他和麥克阿瑟之間的關係，同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和喬治·麥克萊倫將軍相提並論。麥克萊倫對戰爭應當怎麼打有自己的一定之見，如果林肯給他下了一道他所不中意的命令，他就不予理睬。同林肯一樣，杜魯門對將軍「想起來就心煩」，然後把他解了職。
公開的導火線是麥克阿瑟3月20日寫的一封信，那是在他毀掉和談聲明的四天之前。2月12日，眾院共和黨領袖、眾議員約瑟夫·馬丁在眾院的一次發言中說，他認為不在朝鮮利用中國國民黨的軍隊簡直是「愚蠢透頂」。他把發言稿寄給了麥克阿瑟，並請他發表意見。4月5日，馬丁在一次眾院發言中宣讀了麥克阿瑟的回信：
8日來函給我轉來你2月12日的演講稿，不勝感謝。我以莫大的興趣閱讀了它。我看出，多少歲月消逝了，而你的鋒芒卻未減當年。
關於紅色中國進入朝鮮與我方作戰而造成的局勢，我的看法和建議已極其詳盡地闡述並呈交給華盛頓。總的來說，大家都知道並了解這些意見，因為這些意見只是遵循傳統的方式給暴力以最大的還擊而已，我們過去一直是這樣做的。你關於利用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的意見既符合邏輯，也符合傳統。
看起來似乎很奇怪的是，有些人難以認識到，共產黨已選擇亞洲這個地方來著手征服世界，而我們對由此引起的戰場問題卻展開了爭論；他們難以認識到，我們在這裡是用武器為歐洲作戰，而外交家們仍在那裡進行舌戰。如果我們在亞洲輸給了共產主義，那麼，歐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如果我們在這裡贏得勝利，則歐洲就很可能避免戰爭從而維護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們必須贏得勝利。除了勝利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杜魯門是在通訊社報道馬丁的眾院演講時，第一次聽到麥克阿瑟的信函。他滿腔怒火地看完了這份文稿。關於利用中國國民黨人的第二段「本身就足以構成對現行國策的挑戰」，足以把麥克阿瑟解職。麥克阿瑟早已被清楚地告知，政府為何不能利用國民黨，而且僅僅在八個月之前他是贊成這一決定的。後來等他改變了意見並要求使用國民黨軍隊時，他被告知，政府的政策已經確定。杜魯門認為，「所以，在讚許馬丁先生合乎邏輯和傳統的立場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說我的政策是不合乎邏輯和違背傳統的」。
這位總統把信的最後一段叫作「真正的絕妙高論」。這一段表明，麥克阿瑟要麼是不理解，要麼就是不想接受美國要在亞洲和歐洲同時存在的決心。杜魯門在其回憶錄中諷刺地寫道：「我不了解這位將軍通過什麼情報途徑，得知共產黨人決定把力量集中在亞洲，更明確地說是集中在他的管轄區。」使杜魯門感到震驚的是，麥克阿瑟竟然漠視「為遏制在伊朗、希臘和柏林的共產主義狂潮」而付出的努力和犧牲，「也許他不知道克里姆林宮在怎樣大力地想阻撓西歐聯合戰線的出現」。杜魯門不喜歡麥克阿瑟「對我們的外交努力所做的輕蔑性評論」，以及所謂「除了勝利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這一華而不實的說法。
杜魯門當晚的日記中，充溢著對麥克阿瑟其人的憎惡——除此之外，別無他詞可以表達這層意思。「麥克阿瑟已經使他自己成為爭議的中心，無論是在公眾生活中還是在私人關係中。」 他接著又概述了這位將軍的私生活：「他總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他有過兩個老婆——一個是他在42歲時娶的社交名媛，另一個是他50多歲時離婚後娶的田納西姑娘。」杜魯門幾乎要把所有的爭議都加在麥克阿瑟頭上。
第二天，即4月6日星期五上午，杜魯門把艾奇遜、馬歇爾、布雷德利和哈里曼召到他辦公室，直截了當地問他們應當如何處置麥克阿瑟。用杜魯門的話來說，布雷德利將軍是「憤怒至極」，「他和艾夫里爾·哈里曼都說我應當立即將麥克阿瑟解職」。實際上，哈里曼認為杜魯門早在兩年前就應該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當時是1949年春天，據稱他因東京公務纏身而不能回國進行磋商。哈里曼還回顧了當時杜魯門不得不派陸軍部長肯尼思·羅亞爾前往東京去阻止麥克阿瑟支持日本國會的一項經濟法案，這一法案同佔領政策是直接相悖的。
至於艾奇遜——
關於應該怎麼做，我自己的意見從一開始就很明確。我十分清楚，既然問題已經產生，就只有把麥克阿瑟將軍解職才能解決。但是我同樣也很清楚，不論總統怎麼干，他都應當得到他所有軍職和文職顧問們的一致支持。如果他在沒有得到支持的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