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一位中共巡視大員向北京報告說，中國的赴朝軍隊饑寒交迫，病痛纏身，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中掙扎度日，每日只靠幾個凍土豆得以生存。「當戰士們在雪地里露營時，他們的手腳和襪子都凍成了冰坨子，他們擰不開手榴彈蓋，拉火索也打不著……手上的皮都粘在迫擊炮彈和炮筒上。……」由於沒有避寒之處，中國人疾病叢生，痛苦不堪，肺炎和內科疾病使數千人失去戰鬥力。
雖然中國人在1950年12月的勝利之後已放慢了戰鬥節奏，但是馬修·李奇微將軍知道這種平靜只是短暫的。中國人在他們前兩次攻勢之後，被迫暫停幾個星期以重新部署，並重新補充給養，這些給養是由人力通過雪積冰封的北朝鮮山峰背馱而來的。李奇微所能做的，只是試圖使他的士兵們重新恢複戰鬥能力（兩個陸軍師已在12月幾乎被徹底摧毀），並希望能夠擊退兵力比他多四五倍的敵人。
李奇微有所不知的是，他的部隊即將從一些不可思議的來源得到至關重要的幫助。他們是：一位美籍丹麥間諜大王、一支中國國民黨人的海岸警衛隊、印度政府內一個匿名的美國間諜。
1951年1月中旬，中央情報局駐東方各站站長收到了從華盛頓總部發來的一份急電。這份電報傳達了從隱藏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總理的印度政府中一個特務機構那裡收到的「過硬」情報。印度政府雖然公開聲稱對朝鮮戰爭保持中立態度，但是時時給中國以宣傳上和外交上的支持。現在，尼赫魯的支持又要變成物質上的支持了。據那名特務報告，中國人已包租了一條挪威貨船並派往印度孟買，前去裝載由印度政府提供的醫療供應品。裝船單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三整套野戰醫院設備，加之各種藥品（據一名美國情報人員說，「足夠給三八線以北的每名敵軍士兵注射起碼三針青黴素」）、外科醫生、內科醫生、護士以及其他醫務人員和用具。
華盛頓給各地特務機關的電報是直截了當的：「不惜任何代價」務使該船和所載貨物不得到達敵方。電報沒有細論這一貨運的人道主義一面。一旦這些醫療供給到了戰場上的中國軍隊那裡，將使他們能夠發動一場新的攻勢，造成美國和韓國數以千計的生命損失。
但是截擊這艘輪船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外交問題。挪威雖然是聯合國成員，然而它不顧美國和其他有部隊參戰的聯合國成員國的外交抗議，仍然允許它龐大的航運界繼續和敵方進行貿易。美國曾經避免宣布對中國實行封鎖，這是因為怕冒犯英國人，他們同樣在和中國繼續進行貿易，以此保護它的直轄殖民地香港。
這樣，就出了一個難題：美國如何才能阻止這次貨運而又不掀起一場外交上的軒然大波，使已經脆弱不堪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來電並未論及這一問題，它只是指示各地特務執行任務，而且要悄悄地干，不惜任何花費。不過該電報的確含有一項明白無誤而又未加聲言的警告：勿使美國政府為難。
這樣，就開始了「TP-披巾」行動，這是一次無視國際法、在公海上襲擊別國船隻且毫不掩飾的（成功的）海盜行為。中央情報局已經參加了朝鮮戰爭，而且大打出手，拳腳交加。
命令最後來到了日本厚木，以及漢斯·托夫特的辦公室上。這位美籍丹麥人相貌堂堂，金髮稀疏，說話略帶一些斯堪的納維亞口音。在自成一體的情報界之外，實際上他鮮為人知，然而托夫特在同僚中享有20世紀最傑出的特工之一的名聲。而且，他在看到關於挪威船的電報之前的所作所為，很能說明為什麼他對於這一使命而言極為合適。
托夫特在亞洲的經曆始於20世紀30年代初，他19歲那年，丹麥的一家輪船公司「東亞公司」把這個丹麥船長的兒子送到北京去學習漢語，作為培養他海外經歷的第一步。「東亞公司」好比是英國人在印度長期作為其殖民代理人的「東印度公司」的翻版，它在中國從南到北的沿海地區都設有辦事處。「當你替公司去海外工作時，」托夫特敘述說，「你就知道這一去將是25年左右，而且頭10年不準結婚。」托夫特在北京學了2年中文之後，在吉林生活了8年，代表他的公司在吉林和朝鮮北半部到處活動。他同住在這一地區、逃避共產主義革命的白俄貴族們關係甚密，而且逐步對這裡的每一條鐵路、公路的拐彎和路口幾乎都了如指掌。（後來，托夫特作為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就能出神入化般地在地圖上標出中國部隊在他年輕時旅行過的那些鐵道線上的運動情況，並為他的游擊隊精確地指示出橋樑和其他要害部位的位置。在這些地方，交通運輸特別容易受到破壞者炸彈的襲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托夫特回到丹麥，參加了地下抵抗運動。但是他承認這樣一個現實：納粹是不能從一個被佔領國的內部來擊敗的。他使用假證件設法逃到了西班牙（膽戰心驚地搭乘一架德國飛機），又從那裡到了美國。他在紐約找到了威廉·斯蒂芬森，此人負責英國在美國的情報活動，後來以「無畏勇士」而著稱一時。托夫特竭誠服務，斯蒂芬森把他派到新加坡，在那裡組織當地人士通過滇緬公路向內地抗日的中國人提供物資。他組織起部族人的游擊隊，進行勇猛然而最終是徒勞無益的牽制日軍行動。新加坡陷落後，托夫特回到美國，他放棄了印度陸軍少校的軍銜，以列兵身份加入了美國陸軍。
由於托夫特的背景，他的詳情被報知戰略情報局，這是負責戰時情報和間諜工作的機構，最終演化為中央情報局。托夫特開啟了他在二戰中一系列最令人眼花繚亂的卓著功績。
在同戰略情報局局長威廉·「野比爾」·多諾萬少將一起工作時，托夫特幫助策划了一項計畫，迫使德國人將其戰略部隊從義大利戰役中轉移到了南斯拉夫。英國人一直向在山區要塞進行抗擊德國的麻雀戰的南斯拉夫愛國者空投武器、彈藥和其他供應品。性格急躁的托夫特認為這種做法太慢、影響太有限了。根據他海上生涯的經驗，他組織起一支由陳舊和廢棄船隻組成的近海船隊，配備上南斯拉夫流亡者，建立起一條海上供給運輸線，它從義大利的巴里港，橫越亞得里亞海，一直到南斯拉夫海岸線外的維斯島。
至1943年10月，托夫特獨具一格的小小海軍包括了44條船隻，其中有陳舊的縱帆船、拖網漁船和銹跡斑斑的蒸汽貨船。這些船隻在夜裡急匆匆地越過海面，每艘船上都裝載著相當於英國一個月空投量的作戰物資。約瑟夫·布羅茲·鐵托（後來的南斯拉夫總統）十分感激地接到了這批武器，他的游擊隊鉗制住了數以萬計的德國部隊。美國向托夫特授予了榮譽軍團勳章。
大戰結束後，托夫特被邀請留在美國情報界。戰略情報局雖然在戰爭結束幾個月之後就已告解散，但是情報界老手們都知道最後還是會有一個相應的機構來取而代之。托夫特不願意在一個準軍事組織里度過一生，他拒絕了邀請，回到哥本哈根，擔任一家美國海外航空公司的經理。他仍然同丹麥情報局的頭頭保持著接觸，偶爾也帶一些秘密文件到美國。40年代末，他同一位美國婦女結婚，並遷至愛荷華州梅森城去經營她家的印刷生意。
此時，中央情報局已經存在了，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機構，不為軍界和國務院的官僚們所信任，但中情局內部的人卻雄心勃勃。1949年聖誕節，托夫特訪問了華盛頓，他的兩位戰時老友——中央情報局負責計畫（亦即秘密行動）的副局長德斯蒙德·菲茨傑拉德和遠東行動負責人理查德·史迪威少將——求賢若渴，急切地邀請他加盟中情局。在薩爾格雷弗俱樂部的一次午餐上，托夫特禮貌而又堅決地拒絕了加入中央情報局。他在愛荷華過著舒適的美國中產階級生活——「扶輪」國際地方分社、主教派教會、一位童子軍地方長官，而且托夫特不想成為和平時期官僚階層中的一員。但他同意和弗蘭克·威斯納進行晤談，此人也是他戰時的一名同事，現在在中央情報局搞秘密工作。談話的環境頗能體現中央情報局孤立無助的地位：這是鄰近華盛頓倒影池的一群東倒西歪的木板「臨時」建築。
「我們肯定需要你。」威斯納說。
托夫特再次拒絕。「但是，要是還有一場戰爭的話，你可以找我。」他說。
1950年6月，托夫特前往堪薩斯州賴利堡，作為陸軍後備役的一名中校去接受為期兩周的現役訓練。星期天早晨他聽到了戰爭的消息，他想道：「戰爭來了，我的耶穌，我正在賴利堡穿著軍裝！」第二天一早，威斯納那邊傳來了期待之中的召喚。「這一緊急情況對你是否已經足夠了？」威斯納冷冰冰地問道。托夫特說道，「是的。」「你能馬上來這兒嗎？」
到了星期二，托夫特已經在華盛頓中央情報局總部了。他意識到，由於他在東方的背景和他的語言能力（他能講六種語言），派他去朝鮮是順理成章的。史迪威和威斯納安排了情況介紹會，但是他們也沒有給托夫特什麼命令。「現在是無章可循，」他說，「這是中央情報局第一次在一場熱戰中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