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哈里·杜魯門來說，戰場上的壞消息預示著他擔任總統時期最為糟糕的月份開始了。1950年12月伊始，他所領導的政府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在輸掉一場海外戰爭的同時，也與英國這樣的傳統盟國日漸離異。現在，國內的反對勢力也勢不可當，共和黨在1950年11月國會選舉中的勝利便預示著這一轉折。民主黨在參議院中的多數黨席位優勢已由12席減至2席；在眾議院中，多數優勢也由17席減至12席。落選的參議員中包括杜魯門在國會山的三名最強有力的支持者：多數黨領袖、伊利諾伊州的斯科特·盧卡斯；軍事委員會主席、馬里蘭州的米勒德·泰丁斯；多數黨黨鞭、賓夕法尼亞州的弗朗西斯·邁爾斯。與之相反的是，共和党參議員中增加了一些強烈支持中國國民黨的人，比如加利福尼亞州的理查德·尼克松，伊利諾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和馬里蘭州的約翰·巴特勒，以及政府的宿敵、俄亥俄州的羅伯特·塔夫脫，愛荷華州的布克·希肯盧珀，科羅拉多州的尤金·米利肯，印第安納州的霍默·凱普哈特，以及佛蒙特州的亞歷山大·威利。此外，節節勝利的共和黨人在競選中已經把「丟失」中國和共產主義的其他勝利歸罪於杜魯門，甚至把西方的挫折也歸咎為政府內部的一個「陰謀集團」。他們希望奉行一條更為激烈的反對毛澤東的政策，不那麼依從像英國這樣的西方盟國，減少經濟援助，還要對國務院進行「大掃除」，從艾奇遜開始，下至所有的人。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理查德·斯特賓斯指出，政府的外交政策從未免遭批評，雖然這些批評者是不是代表美國輿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大可懷疑的。但是，「11月7日以後，相當多數的美國人已不再同情政府的政策，並對其目標將信將疑，這是毫無疑問的」。《紐約時報》的阿瑟·克羅克在選票公布的第二天寫道，國務院是這次選舉中的「輸家」。
羅伯特·塔夫脫把選舉的結果視為一條通向1952年總統寶座的光明坦途。他在俄亥俄州的大獲全勝使他成為共和黨總統選舉提名之佼佼者，而他並不打算打出「我也是」國際主義者的旗號進行競選，他認為這是托馬斯·杜威在1948年落敗的原因。與塔夫脫有交情的傳記作家威廉·懷特簡述了這位俄亥俄州人的想法：入主白宮需要一次「勢如破竹、石破天驚般的競選，要自始至終地充滿攻勢，以便使他或任何真正可靠的共和黨人無往而不勝」。而且，塔夫脫也準備放棄戰後一直作為美國政治標誌的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他得出結論認為，民主黨在國會佔多數地位，他們將在國內問題上佔上風；而共和黨將在許多關於安全方面的問題上收穫頗豐：與蘇聯人在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的秘密交易；原子武器壟斷地位的喪失；阿爾傑·希斯以及其他被指控為間諜的案件；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現在，杜魯門又把朝鮮戰爭弄得一團糟。
塔夫脫把攻擊矛頭指向了艾奇遜。根據政治學者約翰·斯帕尼爾的說法，艾奇遜是「美國在全球捲入的象徵，並且是由此而來的大部分恐懼和失望所指向的目標」。共和黨人，尤其是參議員麥卡錫，成功地把艾奇遜描繪成「對共產主義心慈手軟」。這一直是對美國政治的莫大諷刺，但克里姆林宮肯定不會贊同這種觀點。艾奇遜在塑造杜魯門主義方面功莫大焉，當英國人突然放棄了他們對希臘和土耳其的歷史性責任時，美國力挺這兩個國家，從而阻止了蘇聯在中東、南亞和北非長驅直入。艾奇遜協助制訂了在經濟上支撐西歐的馬歇爾計畫，並組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從而使西德進入美歐軍事集團。而且，在北朝鮮入侵的那個星期天，迪安·艾奇遜是杜魯門顧問中的第一人，甚至早於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以軍事手段對付這場挑戰。
但艾奇遜在華盛頓並不具有很高的個人聲望。他只為一個選民服務——哈里·杜魯門，即便是友好的民主党參議員在他身邊也感到不自在。1950年11月的選舉結果使國會議員們認識到，與艾奇遜過分接近在政治上是危險的。
11月13日，塔夫脫開始大張旗鼓地攻擊杜魯門政府的外交政策，要求美國「重新審視」對歐洲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的規模、方式和性質。（艾奇遜則反唇相譏，把塔夫脫比作是「每天早上都要去田間揠苗助長的農夫」。）幾天以後，塔夫脫對杜魯門宣布要派四個師去歐洲加強防務，並任命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為北約總司令的決定提出了挑戰。塔夫脫和他的親密盟友肯尼思·惠里參議員提出了一項反映參院意向的動議，要求在「由國會」制定一個有關北約的政策以前，不得向歐洲派遣軍隊。
在此之後的辯論一直持續到1951年春，這使杜魯門政府處於明顯的不利境地。辯論也提出了一些杜魯門的助手認為是難以公開回答的問題。派到歐洲去的部隊不過是起到牽製作用，無力阻止紅軍，這等於是自投羅網，捲入一場必輸的陸地戰爭。把軍隊部署在蘇聯衛星國的邊界無論如何都是挑釁性和毫無裨益的，因為它們極易受到原子攻擊。此外，當你不情願在遠東為台灣和南朝鮮竭盡全力時，為何還要費盡心力地去保護歐洲呢？塔夫脫和他的支持者主張使用海上和空中力量。在他們看來，歐洲是可以犧牲的。「以我之見，」塔夫脫在一次辯論中說，「我們完全有能力保衛美國本身（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關於外交政策的辯論從政治上束縛了杜魯門在亞洲的行動自由。在共和黨譴責他的政府「丟掉」中國的情況下，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為了求和而使北京獲得聯合國的席位，或因此而撤除美國對蔣介石的安全防衛義務。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東京看到了這些情況，他在1950年12月發表了許多挑釁性的言辭， 因為他能夠指望得到塔夫脫的共和黨人的保護。
但是，塔夫脫一談到亞洲就語無倫次。1950年6月，他認為北朝鮮人的入侵是受蘇聯人教唆，因而擔心會「導致與蘇俄的戰爭。蘇俄完全有可能會出手……幫助北朝鮮人，當前這場有限的……衝突就會波及整個文明世界」。然而，後來塔夫脫又對麥克阿瑟言聽計從。中國參戰後，他認為「俄國不會把只轟炸中國而不派兵入侵視為對俄國本身的侵略，或視為開戰的原因」。塔夫脫支持麥克阿瑟的要求，如轟炸「滿洲」，對中國實施海上封鎖，以及為了入侵或以入侵相威脅而使用國民黨軍隊，「以使中國南部騷亂不已」。他毫不擔心美國在亞洲「更為強硬」的政策會把朝鮮戰爭變成一場核浩劫。奇怪的是，他並不希望在歐洲採取「更為強硬」的政策，因為那就會激怒蘇聯，因而他投票反對批准北約條約和把美國軍隊派往歐洲。
對於杜魯門在朝鮮問題上的反應正確與否，塔夫脫的態度也來了一個毫不臉紅的大倒退。他在6月還認為，反對共產主義入侵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中國人參戰後，他認為美國被聯合國這個「靠不住的牆頭草」「拉入」了戰爭，杜魯門「急不可待地把現有的每一名美國士兵派到了朝鮮」。塔夫脫自己都不明白他到底要什麼：他曾幾次主張把美軍撤到日本、沖繩和台灣；幾天以後，他又會支持麥克阿瑟提出要對中國採取更為大膽的行動的要求。
對不是每日每時沉浸於外交和政治的細枝末節中的那些外行公民來說，塔夫脫的批評是一種令人困惑和沮喪的老生常談。美國人從每天的報紙中得知朝鮮的情況不妙，而且美軍可能不得不撤退。猶豫不決的杜魯門與塔夫脫同樣使人迷惑不解，他始終不承認國家處於戰爭狀態這一事實，也不下令實施動員，以使美國進入戰爭準備。他希望打一場不干擾美國日常生活的戰爭，商界、工人、消費者、農場主都希望享受戰後經濟的持續繁榮。但公眾對戰爭的不滿每周都在增加，哈里·杜魯門最後幾乎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滿意。
12月13日發生的一件事表明，共和黨決心把杜魯門趕下台。總統把兩黨領袖召到白宮，討論宣布全國處於緊急狀態、增加軍事裝備生產和實行某些經濟方面的控制等事宜。 艾奇遜覺得，參議員塔夫脫、惠里和亞歷山大·史密斯開會時「異乎尋常地沉默寡言和不發表意見」。後來秘書們整理房間時，有人發現一份寫在共和黨政策委員會信箋上的備忘錄。備忘錄上未署名，但那是惠里曾坐過的地方。備忘錄建議反對共和党參與任何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的行動，「以便一旦發生彈劾總統的行動，可以維護本黨的立場」。經過商量，白宮的一位工作人員給惠里打電話說，會後發現了一個「封上的信封」，還問他是否丟了什麼東西。
「是我丟在那裡的！」他驚叫道。信封退給他了，而且是封上的，但杜魯門已經知道了它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