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麥克阿瑟的北上計畫受到了妨礙，因為共產黨人對麥克阿瑟的部隊所受到的限制（特別是禁止除南朝鮮人以外的聯合國軍隊接近鴨綠江邊境地區），以及華盛頓對在三八線以北採取任何行動是否明智的不安心理了如指掌。這一情報的來源渠道是三名埋藏很深、在英國政府中身居高位的蘇聯間諜：派駐華盛頓大使館任情報官的「金」·菲爾比、使館二秘蓋伊·伯吉斯、倫敦英國外交部北美司的唐納德·麥克萊恩。這三人都是英國權勢階層的產物，他們在30年代上大學時就皈依了共產主義；當他們在官宦途中步步高升時，又同意充當蘇聯的情報人員。菲爾比的職位尤為有利。他在華盛頓日理萬機的工作包括與中央情報局保持聯繫，他還與國防部和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們頻繁交往。
儘管菲爾比身居要職，但美國的反間諜機構對他並非完全放心。二戰期間，英美安全方面情報的若干次重大泄露都被查到是出自英國使館，菲爾比當時就在使館任職，他是受懷疑的對象之一。因此，當他1949年年中返回華盛頓時，聯邦調查局便把他置於不甚嚴格的監視之下。儘管如此，菲爾比仍然以職務之便獲得經由使館的所有情報，包括美國在朝鮮的軍事和戰略計畫的詳細情況。
菲爾比漏掉的情報會經由蓋伊·伯吉斯之手，此公是安全官員最為頭痛的人物。他是一個酒徒和同性戀者（他在言行中對這兩個特點毫不隱諱），在其他國家任職時劣跡昭彰，派駐美國是他的「最後機會」。使館的很多人都不希望與這個貪杯好醉的鄉巴佬打交道，因為他的反美激辭（在朝鮮以及其他問題上）常常使他們窘迫不安。英國和美國的反諜報機構都認為他是安全方面不折不扣的危險分子。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當他打探與其職責毫不相干的朝鮮問題時，居然無人對此表示懷疑。伯吉斯的借口（實在不足為信）是，他希望得到他能夠找到的關於朝鮮戰爭醜聞的所有情況，以及「麥克阿瑟這個大笨蛋是怎樣把我們拖入戰爭的」。
伯吉斯打算利用的一個內線人物是華盛頓的對外政策協會這個私立研究機構的一個官員。伯吉斯對這位官員表白說，他在英國使館的工作是分析美國遠東政策的動機和趨向，他不僅要了解官方的觀點，也要了解美國公眾的看法。在這位人士看來，伯吉斯似乎「躁動不安，激動不已」，並且執意認為美國是「在劫難逃，因為它……陷入了東方事務而不能自拔」。伯吉斯看上去「對俄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頗為寬容」。
伯吉斯是一個弔兒郎當的間諜。他可以一口氣喝乾六杯摻了蘇打水的威士忌而面不改色，但四處活動時卻蓬頭垢面，指甲不潔，甚至在冬天也不願把他的敞篷車頂篷拉上。他認為，國會對國務院中同性戀者的調查是「對個人的公開冒犯」，他真的如此慷慨激昂，以致對外政策協會的那位官員得出結論（十分準確地）認為，伯吉斯本人就是一個同性戀者。然而伯吉斯的確對一些資本主義的舒適生活方式羨慕不已：有一次，他居然打聽要參加極具排他性的華盛頓大都會俱樂部。
伯吉斯和菲爾比的最後一道屏障是倫敦的唐納德·麥克萊恩，所有來自駐華盛頓使館的電報他都要過目。麥克萊恩像他的老朋友伯吉斯一樣，也是貪杯之徒和同性戀者。在過去幾年裡，他一直在接受嚴格的心理治療，但是美國和英國的安全機構都未對他產生懷疑，他日復一日地抄錄經過他手的重要文件。
據中央情報局一位前反間諜專家說：「由於二戰期間和戰後英國在我們安全領域中造成的問題，我們在與他們打交道時不得不假定，蘇聯間諜仍然身居英國人的外交部和秘密情報處之中。然而，美國政府別無他擇，只能與一個我們在大戰中的盟友，並且事實上派兵參戰的國家共享大量的秘密情報。」但是中央情報局的確實行了一種限制，它沒有向菲爾比通報針對中國大陸的秘密隱蔽行動，儘管他還是被允許得到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各地搜集的大部分情報。
菲爾比等人傳遞給他們蘇聯主子的情報有多重要？多年之後，國務院的一名官員說：「最為重要的關於美國政府的推論是，美國真的想要遏制這場戰爭，我們沒有打算再跟蘇聯人接著較量30個月。但是，政治決定都會通過事態發展露出蛛絲馬跡。任何人只要閱讀公開的新聞報道，觀察麥克阿瑟的所作所為，就可以推斷出華盛頓意欲何為。儘管如此，我倒是願意不惜任何代價來換取三個這樣的間諜為我做事。」
然而，事實卻表明有一個重要的不解之謎。美國已經告知英國使館和公眾，它不打算進而反對中國，但是在1950年10月和11月，中國人對麥克阿瑟北上的反應似乎是他們就要面臨著美國的入侵。這裡有幾種可能性（只能這樣稱呼它們）：首先，蘇聯人並不相信他們的間諜提供的情報，認為它不足為信；其次，蘇聯人寧可不把這一情報告知他們貌合神離的朋友中國人；再次，中國人得到了這一情報，但卻置之不理。
在這些可能性中，第二種最為可信。把美國拖在朝鮮的一場代理人的戰爭中，讓中國人和北朝鮮人去承受犧牲，這是蘇聯人最樂於見到的。戰爭使中國更加依賴蘇聯，它阻止了中國成長為一個重要的世界強國；而蘇聯人則可以坐山觀虎鬥，並確信美國不希望發生全球性衝突。這便是菲爾比—伯吉斯—麥克萊恩間諜組所收集的情報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