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中美朝韓在朝鮮半島惡戰三年，百萬生靈塗炭，無數家園被毀，停火線卻重回38度線。
進入21世紀，東北亞地區仍在為60年前那場惡戰所震撼、所支配，以至難以解脫。
相比之下，20世紀其他熱戰、冷戰中的宿敵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許是個例外）。
唯獨在朝鮮半島，數百萬大軍仍虎視眈眈、枕戈待旦；大戰雖無，摩擦不斷。
1953年的一紙協定，言為停戰，實為休戰，亦為再戰？！
在這個意義上，63年前爆發的那場「苦澀的小戰爭」（little bitter war），算得上是一場真正的跨世紀之戰。
然而不管後人如何評說那場戰爭的得與失、勝與負、罪與罰，歷史在60年前中美朝（韓國除外）簽訂停戰協定時已經改寫：它是美國開國以來第一次戰而無勝之役，也是中國自鴉片戰爭百餘年來境外戰爭中首次不敗紀錄。
中國志願軍將士憑藉簡陋的裝備、頑強的意志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應對擁有陸海空絕對技術優勢的對手，硬是把逼近鴨綠江邊的聯軍一度推回37度線。
朝鮮戰爭的結局是年輕共和國的開拓之舉，也是百年來我們多難民族歷史性崛起的第一步，更作為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拐點而載入史冊。
30年前在美國問世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從一位美國作者的視角，記錄了這一歷時三載、震撼世界，被美方刻意淡化但又難以割捨的「有限戰爭」。
60年來，美國朝野對待朝鮮戰爭（以下又簡稱「朝戰」）的觀念可用「集體遺忘症」（national amnesia）來概括。美國出版界有關越戰的出版物汗牛充棟，而朝戰的書籍卻寥寥無幾，其中又多以「遺忘」（fotten）、「未透露」（untold）等為主題。著名作家大衛·哈伯斯塔姆1972年以揭露越戰決策失誤的《出類拔萃之輩》（The Best and Brightest）而一舉成名，而他關於美陸戰1師在長津湖僥倖逃脫中方第九兵團毀滅性打擊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The Coldest Winter）， 直到他於2007年去世數月後才出版。出版界失語，好萊塢亦健忘。美國大小銀幕上充斥著二戰和越戰的鏡頭，唯獨朝戰作品鳳毛麟角。甚至首都華盛頓的朝戰雕塑群，也是在停戰42年之後的1995年才落成，比建於1982年的越戰紀念牆還晚12年，而後者在越戰結束7年後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國國會才通過法案紀念朝鮮戰爭。
1982年出版的美國政論家約瑟夫·古爾登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是美國研究朝鮮戰爭著述中少有的較早的綜合性著作。 美國政府1967年頒布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聯邦政府的記錄和檔案以25年、50年和75年為限，原則上向所有的人開放。古爾登充分利用了70年代末開始解密的美國政府有關朝戰的檔案，此後四年間採訪了眾多當事者和知情人，完成了這部「內幕」之作，對患有「集體遺忘症」的美國公眾不失為一服清醒劑。
美國多年來對朝戰集體失憶，原因至少有三。其一，美國歷史上對外戰爭多多。三年朝戰，長度不及越戰的三分之一，輝煌不及數月的海灣戰爭，國民記憶中自然難有其位。其二，美國政府大事化小，當初把朝戰定義為「警察行動」，以繞過國會審理和宣戰的「麻煩」（無獨有偶，「9·11」事件後美國把本應是「警察行動」的「反恐」定性為「戰爭」，以無限擴大總統操控戰爭的權力）。然而越戰也定義為「警察行動」，美國人何以念念不忘？！
以筆者之見，朝戰在美國國民記憶中的「邊緣化」，似有更深層的原因。美國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極濃，習慣於在敵我、黑白、是非、善惡、勝敗中擇取其一，不輸不贏的朝鮮停戰實屬另類——既不同於此前美國完勝對手、凱旋班師、重塑國際體系的一戰、二戰的記錄，也有別於美軍筋疲力盡、被迫撤出後徹底失敗的越南戰爭（1964—1975）。這也就是為何美國對朝戰的觀念多年來一直遊離於兩個極端之間：既要「遺忘」，卻又難以割捨；千方百計地從記憶中抹除，也為當年不能「臨門一腳」而耿耿於懷，難以放棄與朝鮮現政權敵對的政策。2010年朝鮮戰爭爆發60周年時，奧巴馬突然宣稱美國贏得了朝鮮戰爭，並且不接受「平局」的說法。 不管奧巴馬是為了嘩眾取寵還是安撫人心，這位哈佛高才生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在對朝鮮戰爭的結局的認知方面，既違反歷史，也無視現實。按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話說，「美國人總是抱怨說，『美國總是贏得戰爭，但卻失去和平』，這兩個說法其實都不甚準確。事實上，朝鮮戰爭是美國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10年後開始的越戰中，美國的敗局更是確鑿無疑」。
自19世紀以來，美國外交其實是在孤立主義和干涉主義的兩個極端中搖擺。要美國與一個善惡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幾乎不可能。「9·11」事件以後「要麼支持，要麼反對」美國（be with us ainst us）的小布希主義，就是最好的佐證。美國至今對朝鮮不依不饒，對朝政策仍停留在敵視和制裁的過去時態，不僅僅是由於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極端宗教化和意識形態化也是其原因之一。小布希上台伊始，就給金大中的「陽光政策」潑冷水，先給朝鮮扣上「渾蛋國家」的帽子，「9·11」後又把朝鮮劃入「邪惡軸心國」（axis of evil）之列。奧巴馬上任後，一改小布希政府後兩年積極接觸朝鮮的政策，將美國對朝政策定位於所謂「戰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對朝鮮採取少接觸、不談判的「有所不為」的政策。 國務卿希拉里更是帶頭支持甚至縱容日本以所謂「綁架」問題，干擾和遲滯六方會談，為日本右翼修憲和擴軍製造借口、提供空間，並直接或間接地激化南北對立，極大地干擾了半島的穩定。 天安號事件、延坪島炮擊、金正恩繼任後的戰爭邊緣政策，都與美國扭曲的對朝觀念不無干係。
其實美國朝野對朝戰的「遺忘」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古爾登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在20世紀80年代初問世之日，也是美國史學界開始「大規模」反思朝鮮戰爭之時，且一發而不可收。時至今日，美國朝戰研究中的正統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對朝鮮戰爭的根源、過程和結果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各種論點層出不窮，以致美國朝戰史學家艾倫·梅萊2010年宣稱，對這場「被遺忘的戰爭」的「追記」已經「綽綽有餘」（enough），不需再費時費力了。 對此，筆者稱之為「朝戰研究疲勞症」（fatigue）。
美國軍事史學界對朝戰研究的「百花齊放」和「過度反思」，與美國國民對朝戰的「集體遺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不管誰的觀點正確，美國國民意識中對於60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仍近乎白紙一張。然而真正主導美國對朝政策的是精英階層，美國軍事史學界對朝鮮戰爭的反思，仍是中國同行需要關注的重點。
美國史學界對朝戰研究中眾多流派進行梳理的一個簡單易行的辦法，是把批評美國的觀點和著作統統打入所謂的「歷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 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布魯斯·卡明斯1981年的《朝鮮戰爭之根源·第一卷：朝鮮光復及兩個政權的形成，1945—1947》，對美國官方關於朝戰根源的解說（即共產主義擴張）提出質疑，認為美軍在對朝鮮半島南部佔領期間，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偽政府和軍警系統人士，由此引發1948年南部的大規模反叛和殘酷鎮壓，是導致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這部在美國頗有爭議的「歷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寫到1947年，涉及朝鮮戰爭正式爆發（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 此間，卡明斯作為第二作者，與喬恩·哈利迪出版了《不為人知的戰爭：朝鮮》。 上述三本著作，奠定了美國研究朝戰的「修正派」的基石。
其實，美國史學界對朝戰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斷，甚至在朝戰還在進行期間，美國作家斯通就發表了著名的《朝鮮戰爭幕後史：1950—1951》。 費倫巴赫1963年出版的《如此戰爭：美國措手不及》， 以及貝文·亞歷山大1986年出版的《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 主要從軍事角度對美軍的戰時運作提出尖銳批評。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美國史學界有人把約瑟夫·古爾登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也列入「修正派」，對此筆者不敢苟同。首先，雖然古爾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