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參加兩河口會議之後，在懋功地區小住幾日，上上下下了解一些情況以後，返回茂縣四方面軍總部。途經理縣下東門，見到徐向前。
徐向前關心地問起兩河口會議的情況，張國燾懶洋洋地不願多談，顯得頗為疲憊的樣子。只是簡單地說：
「中央紅軍一路很辛苦，減員很大，和我們剛到通南巴時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非常關心目前的戰略方針，問道：
「下一步，部隊向哪個方向打？」
「中央的意見，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再圖發展。依我之見，還是先取川西南為好。否則，糧食、給養都成問題。」
徐向前說：
「北打有北打的困難，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難。平武那邊，地形不利，硬攻不是辦法；松潘地區不利大部隊展開，我和昌浩商量，準備扣住黑水，分路迂迴突擊，或許能夠取勝。南下固然能解決目前供應上的困難，但一則兵力有限，二要翻過雪山，且不是長久立腳之地，萬一拿不下來，北出將會遇到更大的困難。」
張國燾聽了徐向前的意見，沉思良久，最後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堅持南取邛崍山脈地區的方針，他對徐向前說：
「你將我的這個意見草擬一份給中央。明天你親到懋功，當面向中央陳述。」
徐向前按張國燾的意見辦了。誰知翌日因李家鈺部猛撲四方面軍威州前沿陣地，戰局緊張，徐向前要指揮部隊作戰，無法脫身，結果沒有去成。
張國燾回到茂縣，反覆琢磨兩河口會議上中央政治局要員們的意見，特別是毛澤東的講話，深感個人如果一再堅持南進的方針，恐不被中央所接受。特別是在下東門聽了徐向前一番分析北進與南進的利弊之後，認為當前北進較之南進為好。到底向北還是向南，真頗費推敲，弄得他心神不定。想來想去他握起電話無可奈何地給徐向前說：
「向前，還是仍按中央的決定，攻打松潘。你不去懋功了。」
兩河口會議之後，張國燾對中央的北進方針小有反覆後，還是勉強接受了。
兩軍會師以來，中央的一些同志在與張國燾的接觸中，明顯地感到張國燾在今後的戰略方針上不與中央保持一致，還對中央生出些意見來，兩軍的指戰員之間，甚至產生一些不利於團結的言論。為了加強團結，改善關係，中央決定派出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羅邁、劉伯承、周興、金維映等人組成的中央慰問團，抵達四方面軍總部駐地雜谷腦，慰問四方面軍，以示關懷。
且說在1933年8月就遭到張國燾監禁的四方面軍將領曾中生，聽到中央慰問團來到雜谷腦的消息，激動萬分。當晚，推開桌上一疊正在寫作的《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稿子，在一盞昏暗的馬燈下，顫抖著手，立刻給中央寫信，他在信中述說著自己的經歷與對黨的一片赤誠。
曾中生原名曾鍾聖，1900年生於湖南資興，1922年畢業於郴州第七聯合中學，一度到軍閥沈鴻英部隊當參謀。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經過半年嚴格的入伍生訓練後轉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隊學習。在校期間，積极參加周恩來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活動。1926年黃埔軍校畢業，投入北伐戰爭，在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唐生智部前敵指揮部政治部任組織科長，參與建立政治機關，發展中共組織。北伐中進駐武漢後，曾中生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筆，以極大的熱忱在報上發表宣傳北伐勝利、報道工農運動的文章。1927年9月，他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參加了次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軍事部工作。1930年4月，黨派他到南京工作，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積極整頓南京黨組織，制定在敵人統治中心進行鬥爭的策略和方針。同年10月，調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建立中共鄂豫皖臨時特委和臨時革命軍事委員會，曾中生任書記兼軍委主席。
1930年12月，國民黨軍隊從西、南、北三面向鄂豫皖根據地發動進攻，曾中生領導紅軍英勇抗擊，組織軍民與敵人周旋。此時，由蔡申熙、陳奇率領的紅十五軍從鄂東南經皖西、豫南轉到黃麻地區。全軍千餘支槍，平均每支槍僅三發子彈，戰士們大部分沒有御冬的棉衣，又匱乏糧食，很多時候填不飽肚子，條件險惡。圍繞十五軍的行動方針，地方和軍隊之間又發生分歧。地方同志主張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游擊；軍隊同志則主張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另謀發展。曾中生主張趕快整頓部隊，集中兵力突破敵人包圍，與紅一軍會合。紅十五軍根據曾中生意見，整頓三日，統一了認識。曾中生又兩次與十五軍領導研究突圍方案，並布置地方黨組織和群眾配合部隊行動。1932年1月初，紅十五軍東襲麻城福田河成功，消滅數百敵人，繳獲一批槍支彈藥和軍用物資，勝利轉到了外線。
紅十五軍與紅一軍會師，合編為紅四軍。曾中生任政委。他與紅四軍領導一起，及時總結反「圍剿」鬥爭經驗，正確分析形勢，決定紅軍轉入反攻，以主力突擊根據地周圍敵人弱點，打殲滅戰，擴大根據地；以部分紅軍結合地方武裝掃除根據地內敵人孤立的據點。在此作戰方針指導下，紅四軍主力首次有組織地「圍點打援」，圍攻磨角樓；首次採用「坑道作業」，爆破攻城，攻克新集城；又以「飄忽戰略」出擊平漢線，襲占李家寨、柳林河站，爾後選擇冒進之敵，大膽迂迴包圍穿插猛進，在雙橋鎮取得首次殲敵一個整師，活捉敵師長岳維峻的巨大勝利。
雙橋鎮勝利後，曾中生主持召開了鄂豫皖臨時特委擴大會議，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軍委，曾中生任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會議總結了各方面鬥爭的經驗，制定了新的鬥爭方針。為培養紅軍幹部和地方武裝幹部，緊接著紅四軍又成立工農紅軍人事政治學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任校長。1932年春夏之交，曾中生等紅四軍領導人領導鄂豫皖軍民又取得第二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根據地得以進一步鞏固和擴展，人口達200多萬，紅軍發展到近2萬人。
張國燾自派到鄂豫皖後，以王明路線的欽差大臣自居，下車伊始，對反對張國燾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曾中生排擠打擊。曾中生雖身受其害，仍和軍長徐向前一起，通力合作，從實際出發，率部南下作戰，1個月內連克英山、浠水、羅田、廣濟四城，殲敵七個多團，有效地牽制了敵人，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
張國燾不放鬆對功勛卓著的曾中生的迫害，接著降曾中生任獨立一師師長。此期，曾中生身患肺病，病痛與政治打擊雙雙摺磨著他，但他並不因此而頹喪，以病弱之軀，整訓部隊，使獨立一師在四次反「圍剿」中起到主力軍的作用。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被迫向西轉移，隨軍西行的曾中生，在陝南城固小河口師以上幹部會議上，他和曠繼勛、余篤山一起，義正詞嚴地批評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錯誤和軍閥式的領導作風，又一次冒犯了張國燾，又為自己種下了一顆「受罪」的種子。
善於玩弄兩面派手法的張國燾，此時並未馬上報復和收拾曾中生，表面裝著「歡迎」曾中生等人提出的意見，實際是在窺測時機，準備報復，到時一起算帳。
1933年川陝革命根據地建立後，曾中生仍被張國燾「重用」，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他感到部隊發展得快，新戰士的大量擁入，為指導部隊開展軍事訓練，提高幹部的指揮組織能力，於是便致力于軍事理論的研究，認真總結紅四方面軍的作戰經驗，研究紅軍的戰略戰術，寫出了《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的要訣》等軍事著作。
曾中生何曾想到（應該說在意料之中），就在他對黨對紅軍一片赤膽忠心，孜孜不倦地正在寫作《與「剿赤軍」作戰要訣》的時候，張國燾下了毒手，突然將他逮捕，罪名是「托陳取消派」、「右派首領」，並施以嚴刑拷打，長期關押。
曾中生就這樣被人看管著「帶罪」上了征途。他的冤屈向誰申訴？沉冤何時昭雪？張國燾一手遮天，曾中生向何人告狀？當一、四方面軍在懋動會師的時候，他聽到這個激動人心的消息，悄悄地流下了高興而難過的眼淚，當即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訴說他的悲慘遭遇，並告之張國燾的種種錯誤，希望中央明鏡高懸，認真查處他的「問題」，明辨是非，洗雪他的「罪愆」。但曾中生這封用血和淚寫成的信，一經落到張國燾手裡，不但被扣了下來，反而又成了他新的「罪行」，又種下了一顆被進一步陷害的罪惡的種子。
信發出後，曾中生在那間又窄又暗的牢房裡，成天倚窗而望，希望中央派人來接他出去，進一步清理他的案子。但每天得到的總是失望與悲嘆！他哪裡知道，他的那封涌動著字字血、聲聲淚的書信，早已在張國燾那裡灰飛煙滅了。
現在，又聽說中央派慰問團到四方面軍總部來啦，曾中生在獄中是怎樣的狂喜，於是不得不趕快推開嘔心瀝血之寫作，迅速給中央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