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下旬的一天，湘贛省委機關駐地永新縣牛田圩。
這天深夜，整個牛田圩都陷入了靜靜的沉睡之中，忙乎了一整天的紅軍官兵都早已進入了夢鄉。
然而此刻，省蘇維埃主席譚余保卻無法合眼入睡。吃過晚飯後，他就一直坐在屋門口的那棵大樟樹底下，悶聲不響，吧噠、吧噠地一袋接一袋抽著伴隨著他多年的水煙筒。他的心頭正在翻江倒海，過去和未來兩個互不相容的極端，同時在他的心頭交錯著，混淆著，擾得他心緒不寧，難以成眠……
幾天前，湘贛省委終於接到了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雖然為時已晚，但總還算正確的「七二三訓令」。訓令指出：紅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的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
接到訓令以後，湘贛省委和紅六軍團立即按照訓令的精神，召開了全軍團政治工作會議，進行了深入的思想工作動員，整頓和補充了軍隊，把軍團擴大到近萬人。同時，還進行了緊張的行動準備，打草鞋，做乾糧，補充彈藥和進行各種演練，對突圍的方向和方法也作了縝密的研究。
當然，對西征的紅六軍團的組織領導和留守的湘贛省委的人事安排，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也作了明確的部署：由原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任弼時，紅六軍團軍團長肖克、政治委員王震三人組成了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中央代表任弼時任主席。留守的湘贛蘇區省委則以陳洪時為書記，譚余保為省蘇維埃主席，彭輝明為軍區司令員，領導堅持蘇區鬥爭，等待主力紅軍的凱旋。
時間已經十分緊迫了。昨晚，譚余保已經和任弼時，王震、肖克、甘泗淇、張子意這些率軍轉移的老戰友們一一話別。幾個小時前，王鬍子王震打前鋒走了，明天任鬍子也要走了，再過幾天大部隊也要走了……
想到此，譚余保心中更加鬱悶，他猛吸一口煙，然後長長地吐了出來。
他本也不想留。顯然，留下來是要冒很大風險的，甚至於生死難卜。因為主力紅軍一走，十幾萬的國民黨大軍便要猛撲過來，而留守部隊只有獨立一、二、三、四、五五個團，區區三千來人槍。當然，譚余保不想留並不因為這個。自從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他就已經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黨。他1927年入黨，當年就被選為家鄉湖南茶陵縣洮水鄉農協籌委主任。後又先後任過中共茶陵縣第五、六、七區區委書記，中共茶安酃特區書記，中共茶陵縣蘇主席。1932年8月，當選為湘贛省蘇副主席兼財政部長。從1933年4月起，當選為省蘇主席。參加革命這麼多年，冒著槍林彈雨，出生入死，他又何曾怕過！他是捨不得離開那些患難與共的親密戰友啊！
當然，他對留守的人事安排是不滿意的，他不願意和新任的省委書記陳洪時搭對。
陳洪時，江西萍鄉人，萍鄉中學畢業後，考入湖北美術專科學校，因在校領導學潮被逮捕，後被中共解救送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回國後歷任中共泰和、萬泰、樂安縣委書記。1933年4月，蘇區中央局委任他代理中共湘贛省委書記，5月任省委副書記。陳洪時和任弼時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曾是不同屆的同學。任鬍子看起來很深沉，而陳洪時卻有點陰沉，譚余保不喜歡陳洪時，尤其是陳洪時任代理書記期間，整湘贛省湖南方面的同志是不擇手段的，這給譚余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此人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個人主義嚴重，喜歡自以為是，和許多同志關係也處得不好。
因此，當省委按照中央指示確定陳洪時任湘贛省委書記時，任弼時、張子意、吳德峰、肖克、王震等同志都不同意，譚余保還專門向任弼時請示過這個事，但最後還是按中央的指示決定把陳洪時留下來往省委書記。
「留就留吧，不想那麼多了。在當前這種危急關頭，我儘力同他搞好協調就是了。」譚余保心中默念道。
不知不覺，天已經大亮了。譚余保立起身，晃了晃沉重的腦袋，走到屋內用冷水擦了把臉，草草地吃完早飯，沒有休息也沒有搭理勸他休息的警衛員，就重新開始了工作。
8月7日，紅六軍團大部隊九千多人從遂川橫石和新江口出發，在紅獨立第四團的配合下，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
紅六軍團的突圍，並沒有減輕湘贛蘇區的壓力。國民黨當局致力「圍剿」中央蘇區多年，很清楚湘贛蘇區對中央蘇區的戰略意義，要徹底打垮中央蘇區，對處其右翼的湘贛蘇區不進行徹底「清剿」是不行的。因此，國民黨當局在湘軍大部追擊紅六軍團的同時，並未給湘贛蘇區留下喘息的機會，仍然用重兵「進剿」湘贛蘇區。
9、10月間，國民黨正規軍李雲傑的第二十三師，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師，羅霖的第七十七師，王東原的第十五師，朱耀華的第十八師分別駐紮在吉安、安福、遂川、泰和、蓮花、茶陵等地，在江西地方反動武裝的全力協助下，以六七萬的總兵力，在湘贛邊四周形成了對湘贛蘇區的新包圍圈。
然而，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洪時並沒意識到形勢的惡劣，他仍然樂觀地認為：目前蘇區形勢開始趨於好轉，紅軍主力牽制著幾十萬的白軍尾追而去，蘇區的活動中心可以暫時平靜。在這樣的情況下，蘇區部隊應四處出擊，擴大影響，保衛蘇區，等待主力回頭，再一舉恢複失去的根據地。作為湘贛蘇區一把手的陳洪時還利用自己的權力把這種思想形成決議，用以指導湘贛蘇區的鬥爭，而絲毫不接受譚余保、彭輝明他們的立足打游擊戰爭的勸告。
在這個「左」傾決議指導下，蘇區紅軍四處出擊，和敵人死打硬拼，雖英勇作戰但終因力量懸殊，以卵擊石，惡果就立刻顯露：紅獨一團、紅獨二團被打散；紅獨三團被迫從永新石灰橋突圍，轉移到泰山根據地，中余被阻，團長劉啟明犧牲；紅獨四團則被迫轉到桂東，在汝城、資興一帶活動。
這樣，湘贛蘇區便被國民黨軍分割包圍成了十幾塊。省黨政軍機關所在地牛田圩與上下左右的聯繫也被割斷了，黨政機關在牛田圩難以立足了。
10月中旬，垂頭喪氣的省委書記陳洪時召集譚余保、彭輝明等黨政軍領導在牛田圩召開了緊急會議，研究部隊的轉移問題。
當時形勢十分緊迫，對轉移，大家是一致的，只是對向哪裡轉移還稍有爭議。部隊轉往何處的問題一提出，會場內便議論紛紛。有人提出向老根據地井岡山轉移，譚主席當即起身表示反對，他說：「井岡山離牛田很近，游擊條件也很好，但現在不能去。1930年王佐、袁文才被殺，其舊部一夜之間全部反水，既打國民黨，也打共產黨，我們在那裡已沒有群眾基礎，我們不能去！」
譚余保望了望在座諸位，然後說：「我以為，我們應該挺進武功山。」
說完，他疾步走到牆上那幅破舊不堪的地圖面前，指著地圖說：「武功山位於湘贛兩省邊境，與羅霄山脈交叉而過，由東北向西南橫跨贛西、湘東，延綿一百六十多公里。山高體大，叢林茂密，山巒重疊，山勢險要，周圍還伴有太平山、柑子山、棋盤山、鐵鏡山、五里山等數十座大小山峰，方圓八百餘里，迴旋餘地很大，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進行游擊活動的理想天地。」
停頓片刻，譚余保接著說：「這裡還盛產糧食，山上還有野菜、竹筍、蕨根等充饑之物。更重要的是，這裡山民純樸，又是老蘇區，人心向著共產黨，有很好的階級基礎。」
在旁邊默不作聲的軍區司令員彭輝明此刻接上話茬補充說：「在武功山區游擊，我們還可以利用湘贛兩省敵人的內部矛盾，保存自己，發展自己。」
省委書記陳洪時沒有作聲，但也沒有表示反對，當然他也不想表示反對，一來武功山西北附近就是他的老家，但已是十年有家不能回，很想藉機回家看看。二來，在嚴峻的形勢面前，他的確也不知道部隊應該往哪裡走，更何況「三巨頭」中的二人都同意了，他又何必成為眾矢之的呢！
這樣，1934年10月18日，湘贛省委黨政軍機關和紅獨五團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離開湘贛蘇區長期經營的中心地帶，向武功山方向移動。經吉安的天河、敖城，越過安福的金田、嚴田、滸坑等地，突破了多條封鎖線於31日進入泰山根據地，與先期突圍到達的獨立三團會合。省黨政軍機關駐安福袁家村。
然而，到了武功山區之後，深受「左」傾錯誤影響的湘贛蘇區的主要負責人、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洪時老毛病又複發了。他沒有把當初進軍武功山區的初衷放在心上，在軍事上也沒有採取游擊戰的方法，而仍然奉行「左」傾路線的那一套鬥爭策略和鬥爭方式：白天作戰，夜晚宿營，燒碉堡，打民團，斗惡霸，分糧食，貼標語，搞宣傳，轟轟烈烈，聲勢浩大，使部隊目標顯露。當強敵進攻時，又採取碉堡對碉堡，死打硬拼的消極防禦手段，對整個鬥爭前途缺少一個總體的把握，總寄希望於「紅軍打幾次大勝仗，敵就會撤走，蘇區就得以恢複，轟轟烈烈的革命局面就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