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轉移」計畫的保密極其嚴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來和李德掌握。5月間，黨中央常委會成員張聞天、項英和軍委領導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月間，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陳雲、劉少奇及候補委員鄧發、凱豐等才知道。擔任中央組織局主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是個別透露給他的。
直到9月初，才個別向主力軍團首長透露。
林彪和聶榮臻9月3日打完溫坊戰鬥後，奉命回瑞金待命，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找他們談話。
聶榮臻回憶說：「周恩來同志找我們單獨談話，說明中央決定紅軍要作戰略轉移，要我們秘密做好準備，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沒有說明轉移方向。」
「三人團」把保密工作看得萬分重要。
李德這樣回憶：突圍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確保突然行動的成功，這是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當時關於突圍的傳達範圍只限於政治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其他。人，包括政治領導幹部和部分高級幹部，只知道他們職權範圍內需要執行的必要措施。但是從9月初開始，中央紅軍的軍團已經陸續回到休整地點。9月底10月初，最後的決定作出後，這些軍團被調到待命地點。同時，向主要幹部進行了相應的傳達，而中層和基層幹部，不管是民政幹部還是軍隊幹部，直到最後還不知道上面提到的政治口號以及關於蔣介石企圖大舉進攻的情況說明，出發前一星期，他們才知道其中的含義。
1934年夏天，為準備中央紅軍主力撤出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政治上博古作主，軍事上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畫的實行。
這一臨時性的組織，實際上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在「三人團」開會時，他們不用翻譯。博古精通俄語；李德會講德、英、俄三種語言；周恩來英語最為流利，法語、日語次之。他們用俄、德、英、漢四種語言，可自由地進行交談。
博古即秦邦憲，江蘇無錫人，出身書香家庭。1921年考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專門學校，在這裡，他受黨的傑出宣傳家惲代英、蕭楚女影響，開始變得熱情活躍起來。1925年，博古成為蘇州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之一。上海五卅慘案，他熱血沸騰，表示：「國之將亡，焉顧我身，寧願生為中華人，死為中華鬼。」在聲討會上，博古登台演講，情緒激昂，當場口吐鮮血不止，聽眾莫不動容。同年秋，博古考入上海大學。在這裡，他聽取了瞿秋白、惲代英、李達等人講授馬克思主義。他刻苦學習，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博古被軍閥逮捕。獲釋後派蘇聯學習。從此，開始了博古革命生涯的巨大轉折。
博古極具讀書的天賦。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他以優異的成績，與王明一道博得校領導米夫的賞識而受到器重。1930年5月，他從蘇聯回國，先後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中央局書記。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扶持下，六屆四中全會上，他與王明一道進入了黨中央領導層。顧順章叛變，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王明自感危險離開上海去了莫斯科，周恩來又早已決定赴中央蘇區。就這樣，博古被不正常的歷史巨手在倉促而偶然的情況下，推上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峰巔，擔任了黨中央總書記。
1945年5月，在黨的「七大」上，博古這樣描繪自己當年登上總書記位置時的情形：在上海中央破壞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時，我並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
相反的，當時背了相當多包袱：反對李立三的英雄是一個包袱；李立三把我處分了，四中全會取消了我的處分，這時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會後我在青年團做了一個時期工作，少共國際的決議上，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進步，這又是一個包袱。說我領導團還行，難道就不能領導黨？
做了臨時中央負責人以後，更發展了自己品質壞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就是我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聽人家批評，對於一切錯誤，採取文過飾非的態度。也因為這樣，在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志擔負吧！」別的同志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笑聲）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總負責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各方面的錯誤，我是贊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裡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三人團」中，李德掌握著軍事指揮大權。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權力，他在軍事方面的特長是能言善辯，他舉例時可以引用凱撒、塔西陀、拿破崙、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勞塞維茨和毛奇等一連串名人的話。他決定問題從不猶豫不決。據熟悉李德的人們介紹，李德並不是只知道塹壕戰和只贊成打陣地戰。但是，李德確實頑固地反對毛澤東的游擊戰、運動戰，確實反對紅軍將領們繼續開展或恢複毛澤東那種隨機應變的作戰體制。
博古不懂軍事，完全迷信這位共產國際的街壘戰專家，把紅軍指揮權拱手讓給了一個不會說中國話的外國人。一局中國象棋，請來了一位國際象棋高手。李德還未弄清車馬炮的關係，便倉促上陣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棋局」的處處被動和失利，乃至於最終失敗，無可挽回，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人團」中，周恩來的職責範圍僅僅限於監督軍事計畫的實施。政治決策權在博古手中，軍事決策權在李德手中，周恩來實際上只相當於一位「總參謀長」。
周恩來是中共久經考驗的領袖之一。他的一生與中國共產黨探索和領導中國革命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歷程密不可分，可以說是這一歷程的一個縮影，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則是最能體現這一點的。黨在這一時期自身尚未成熟的特點，同樣也在周恩來身上表現出來。身為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他親身經歷了黨內發生的三次「左」傾錯誤。
周恩來是在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形成之時，即十一月擴大會議後，開始參與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的。
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是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所犯三次「左」傾錯誤中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處在危急關頭，堅決糾正和結束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總方針的過程中發生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它是對歷史的矯在過正，是黨為了挽救中國革命，在實行正確的戰略轉變的同時而走過的一段彎路。
當時，周恩來並未參與中共中央領導，而是傾其全力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在十一月擴大會議召開前夕，才奉命趕來參加，並且在會上遭到懲辦主義的打擊，以他為首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受到警告處分。只是由於周恩來投身革命以後，特別是在領導南昌起義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才幹為黨內所公認，才被增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開始參與中央核心領導工作。
在「左」傾盲動主義形成以後，作為已經參與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的周恩來，對此負有一定責任。體現「左」傾盲動主義主要論點的《中國現狀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是十一月擴大會議一致通過的，作為會議的參加者，周恩來是舉了手的。
「左」傾盲動主義是在十一月擴大會議以後，作為全黨的指導方針，貫徹到各地執行的。這一點，從周恩來在這一時期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議、通告和給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可以看出。在對中國革命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上，周恩來與黨內絕大多數人基本上處於同一認識水平上。
在革命性質問題上，周恩來同意十一月擴大會議提出的「無間斷的革命」的口號。
在對革命形勢的估量上，周恩來同樣接受了「不斷高漲」的提法。
如果說對於革命性質、革命形勢這一類抽象的理論問題，周恩來一時未能弄清的話，那麼對於在實踐中導致嚴重後果的舉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現時的總策略」，尤其是其中一些過火的做法，周恩來則是從一開始就有所察覺，並且在實際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糾正。周恩來在批評共青團內存在的先鋒主義傾向時指出：青年團大部分主張試驗，認為失敗也不要緊，這也是孤注一擲的錯誤。
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對暴動的定義作了明確的規定，指出：「暴動這一個名詞必須用在群眾鬥爭發展到最高點，以武裝形式推翻統治階級奪取政權這一意義上。」「暴動的發動是要在工農群眾繼續不斷的鬥爭中才能產生，暴動的時間也要依著環境情形、鬥爭程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