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山會議，「閩變」的頭一天，決策層還在進行要不要「舉事」的爭論，而且十分激烈尖銳。
李濟深、陳銘樞等十九路軍的老前輩，與蔣介石積怨甚深，迫不及待地要儘快舉起反蔣的旗幟；十九路軍實權在握的蔡廷鍇，則以為時機尚不成熟，草草行事，恐難成功，主張推遲舉事。
蔡廷鍇的意圖，被李、陳誤解，以為他想打退堂鼓。因為蔡從上海調福建，委員長「十分器重」他。
造成十九路軍內部矛盾與隔閡，當然有歷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蔣介石「抬舉」蔡廷鍇，排擠打擊陳銘樞、蔣光鼐。
十九路軍的旗號，是在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時樹起的。它的根底是廣東國民政府時期的粵軍第一師。後來，第一師擴編為第四軍，李濟深為軍長。
下轄第十師（師長陳銘樞，副師長蔣光鼐，第二十八團團長蔡廷鍇，第二十九團團長范漢傑，第三十團團長戴戟）和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
北伐戰爭中，第四軍戰功卓著，把吳佩孚打得連連敗退，受到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多次嘉獎。
1930年中原大戰，蔣光鼐，蔡廷鍇第一次打出十九路軍旗號，為蔣介石力挫閻、馮于山東、天津戰場，立下汗馬功勞。
在十九路軍，若論資排輩，當依次為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1920年陳銘樞在粵軍當營長時，蔡是其部下一個排長。十多年的戰爭風雲，其三人在十九路軍中形成一種格局：陳銘樞主政治，蔣光鼐主運籌，蔡廷鍇主督戰。
陳銘樞倚老賣老，與蔡廷鍇產生了矛盾。
蔡廷鍇在回憶他與陳銘樞的關係時說：陳長期以家長自居，把軍隊看做私人資本，領袖慾強，野心勃勃，不體念官兵犧牲奮鬥的艱難，多疑善變，遇事投機，總想僥倖地孤注一擲。這些是非、成敗、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也彼此有隔閡，不如我和蔣光鼐做到魚水相依，同甘共苦。在閩變過程中，如不是蔣光鼐從中調解就搞不起來。
福建事變，陳銘樞是首領。他之所以急於舉事，是因為陳蔣矛盾太深。
陳銘樞開始是擁蔣的，並積极參与替蔣介石打內戰，樹立與鞏固蔣介石的統治地位，但後來卻成了反蔣的急先鋒。
從1927年寧漢分裂，到1932年寧漢由分裂到合作，陳銘樞是擁護蔣介石的。如果說，一二八抗日是十九路軍隊擁蔣到反蔣的分水嶺的話，那麼陳銘樞的分水嶺也如此。
一二八抗戰前後，陳銘樞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長，孫科組閣時，又任副院長兼交通部長。他利用十九路軍及結交一些進步文人為政治資本，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見，多少有和蔣介石、汪精衛等爭奪權力的野心。因此，不容於蔣、汪政權，被迫憤而出走。
出國後，陳受到蘇聯政府禮待，研究了蘇聯政治制度，懂得了一些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道理，同時受歐洲當時反法西斯人民陣線運動啟發，1933年6、7月間回到香港，就想聯合第三黨、國民黨內反蔣派系的民主人士和神州國光社一批知識分子，組織反對獨裁的人民陣線，企圖推翻蔣介石的統治。
陳銘樞出國前，原想推選宋慶齡出來領導這一運動，宋不同意；回國後，又想推胡漢民出來在廣州組織獨立政府，但由於陳濟棠以保持廣東半獨立為滿足，胡不願出來。於是，乃聯絡李濟深，想通過李濟深拉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一道反蔣。
7月間，李濟深派親信幕僚尹時中為代表，攜帶政治綱要到南寧進行聯繫。李、白鑒於陳銘樞的作法過分，就以廣東不願合作，沒有後方為詞，不願參加。
李濟深和陳銘樞取得一致意見後，在香港利用西南政務委員會，聯絡西南各省實力派——湖南何鍵、貴州王家烈、雲南龍雲、四川劉湘等派駐廣州及香港的代表，與山東韓復榘、陝西楊虎城也直接有聯繫。與同情反蔣的如泰安馮玉祥、天津方振武、上海方鼎英、李烈鈞等也派有專人聯繫。
第三黨的領袖鄧演達和陳銘樞私交頗好，鄧被殺害後，該黨黃琪翔、章伯鈞、彭澤湘等人和陳也有來往，並支持十九路軍。1933年春，該黨曾介紹大批幹部到福建搞農村工作，並幫助十九路軍辦軍官訓練班，取得一定成績。
1933年9月間，李濟深、陳銘樞等已邀該黨負責人黃琪翔、章伯鈞、麥朝樞等到香港商量反蔣之事，該黨成為陳銘樞可靠的支持者，雖然各有各的一套，然而在反蔣抗日，對農村採用計口授田的綱領上，基本還是一致的。
陳銘樞是以十九路軍起家的，有了該路軍才有福建這一塊地盤。他認為政權有了蔣光鼐（時任福建省主席），軍權有了蔡廷鍇（時任十九路軍總指揮），當會事事如意，由他支配。然而，事實上內部卻是矛盾重重，鬥爭尖銳。
「閩變」前夕，陳銘樞從國外回到香港，蔡廷鍇不避外界閑言，親往迎接，以示敬意，蔡廷鍇和他聯袂到閩。他即以太上皇自居，辦事專斷，不按手續，不擇手段，不顧蔡的威信。今日在某團體演講，明日又到某軍某師講話，大有不談革命，不談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氣。
陳銘樞表示應迅速組織政府倒蔣，最好是聯合廣東，廣西一道干，如廣東不合作，即和廣西合作，兩廣都不合作，也要單獨干。
蔡廷鍇和蔣光鼐則主張當前不應公開反蔣，只有維持現狀，搞半獨立來聚積力量，聯絡四方，訓練幹部，等待時機，有了充分準備再干。
陳銘樞一看蔡廷鍇與之計畫不合拍，頗為惱怒，與蔡發生爭執。
蔡廷鍇說：「十九路軍是中華民族的軍隊，不是私人的軍隊呀！」
蔣光鼐出來調解雙方矛盾，他勸說蔡廷鍇：「事至如今，只好按陳銘樞的意思辦了，大家共同推李濟深主持反蔣抗日大計。」
蔡廷鍇明知軍事、財政毫無辦法，草率行事必致失敗，但也不好堅持反對，因為陳、蔣都說「不計成敗」。
蔡廷鍇到漳州召開各師師長會議，徵求下屬意見。
率兵打仗的人多不問政治，更沒有政治頭腦，縱便不滿意，也不表示態度。
蔡廷鍇深感處境維艱，很想掛印逃官。
蔣光鼐對他說：「你一旦離軍，各師師長論戰功論資格，互相伯仲，無人可以統帥。」進而又勸：「我們雖軍力、財力不足，但孫中山先生手無寸鐵也幹起來！」
從大局出發，蔡廷鍇同意舉事……
不料，各方人馬雲集福州，在此箭在弦上之際，蔡廷鍇又唱反調，提出推遲。陳銘樞暴跳如雷。
李濟深、陳銘樞擔心蔡廷鍇變卦，也不無道理。因為，就在「閩變」緊鑼密鼓籌備之時，蔣介石兩度請蔡廷鍇上廬山、赴南昌會晤。對十九路軍將領，蔣介石是採取了一打一拉手段。
1927年北伐和1929年蔣桂戰爭，蔣介石緊緊籠絡住李濟深、陳銘樞，使其為打敗吳佩孚、李宗仁衝鋒陷陣。
李濟深、陳銘樞不聽話了，於是蔣介石又在十九路軍中開始拉攏蔣光鼐和蔡廷鍇。中原大戰，蔣介石封蔣光鼐為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
十九路軍孝忠「委員長」，直把馮閻打出中原。上海一二八抗戰，蔣光鼐又不聽話，與時任京滬衛戍司令長官的陳銘樞一道與日本人血戰，在全國出盡了風頭，而丟盡「委員長」的面子。於是，蔣介石開始打擊蔣光鼐，「栽培」蔡廷鍇。
這段經歷，蔡廷鍇回憶說：1932年1月，蔣介石調蔣光鼐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駐閩綏靖主任，當時陳銘樞在中央也已被迫辭職。綏靖主任是指揮全省軍政的，以一個多年領導我的上級長官，一變為受我領導，十分不便，我當然不願干，蔣光鼐要我以大局為重，力勸就任。蔣介石把我提拔上來脫離陳銘樞、蔣光鼐的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揮與宰割，陰謀是非常明顯的。
約在2月上旬，蔣介石在武漢來電要我到漢口見面，當面詢問十九路軍進入閩西的情況，並告訴我福建人事極為複雜，宜多用閩人幫忙，對軍紀尤當切實整飭，辦過福建事的人，方知辦福建事的困難。他查問我兩次回廣州關於陳濟棠、李宗仁等對中央態度怎樣？我借詞搪塞，他得不到要領。最後，他告訴我對待兩廣事情，你不及他們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輕信外間一切謠言等語。此行明確兩個問題，一是知蔣介石重用我，為的是調動福建全力進犯蘇區；一是知道蔣介石怕我和廣東、廣西互相勾結。蔡廷鍇的確受了蔣介石的「重用」，讓他身兼四職：浙閩贛粵湘五省南路「剿共」前敵總指揮，福建綏靖主任，十九路軍總指揮，十九軍軍長。
蔡廷鍇深知，委員長的「重用」無非就是利用，利用他打紅軍，為他當炮灰。蔡廷鍇的諸位上司，也曾被蔣「重用」過，但到頭來，都落得被人取代的下場。蔣介石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消滅十九路軍。
蔡廷鍇對蔣光鼐說：「老蔣把十九路軍調到福建來打紅軍，如果不打，必授之以柄，被他消滅；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