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博古、洛甫等人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一向大權獨攬、發號施令慣了的博古，一到瑞金，使把中央蘇區黨政軍權全部抓到自己手中。
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前，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機關是中共蘇區中央局。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在中央蘇區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設立在蘇維埃區域的領導機構，指定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吳振鵬、余飛，再加上當地的兩個人，組成蘇區中央局，周恩來為書記。周恩來未到任，由項英任代理書記。
1931年4月中旬，中央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達中央蘇區，項英被免職，毛澤東任代理書記。1931年底，周恩來從上海到瑞金，正式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因周恩來長期在前方領導紅軍作戰，所以蘇區中央局實際上由任弼時、項英主持。
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不久，在瑞金召開了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成員會議。博古提議，中共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併，改稱中共中央局，以博古、洛甫為常委，博古為中央局總負責人，任弼時為組織部長，洛甫為宣傳部長，顧作霖為少共中央局書記，劉少奇為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
博古深知，在以戰爭為首要任務的蘇維埃區域，軍權十分重要，不抓軍權，不掌握軍隊，一切都將無從談起。過去，軍權抓在毛澤東手中，掌握著幾萬軍隊，很不聽話。中央說往左，毛澤東偏往右；中央要積極進攻中心城市，毛澤東卻偏偏要把軍隊拉到山溝，打什麼游擊戰爭，為什麼？軍隊在握。
自古就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說。
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的軍權，博古和中央局以為軍隊該聽話了。沒想到，周恩來掌握了兵權，竟也學起毛澤東來。本來，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方針是「拒瞿留周」。即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里，給周恩來留一席之地——「打他的屁股，而不是趕他走」，沒想到周恩來居然如此不合作，與中央和中央局的指令每每頂牛。博古號召反羅明路線，張聞天寫文章提出反「軍隊中的羅明路線」，周恩來卻在6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局會議上，當著博古和張聞天的面，說什麼「紅軍中沒有羅明路線」，幾乎跟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一個腔調。毛澤東在會上企圖翻案，說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錯啦，打贛州錯啦，不能搞「積極進攻」。博古明明代表中央肯定了寧都會議，周恩來卻擰著干，說應該讓毛澤東留在前線，要發揮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作用。周恩來全唱了反調，與中央路線不協調。
博古很難想像，周恩來留過洋，吃過洋麵包，到過馬克思、列寧的故鄉，當過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團長，長期從事城市暴動工作，照理應該言行與國際路線一致，與中央同步。可怎麼一到蘇區竟被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的毛澤東同化了，對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津津樂道，亦步亦趨？博古對周恩來放心不下，特別擔心他手中的兵權。第四次反「圍剿」，周恩來與中央局唱對台戲，但卻讓他打勝了，而且打得相當漂亮。不可一世的蔣介石，在寫給愛將陳誠的手諭上都哀嘆：「此次挫失凄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沉痛！將餒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慄……」一時間，周恩來的名字，在紅軍中，在蘇區內外，如日中天。何況，他還有那麼多南昌起義的部下和黃埔軍校的學生！為了防止出現毛澤東第二，博古要抓軍權，而且必須親自抓。
1933年5月8日，根據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四十一次常委會決定，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項英、博古為委員，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揮作戰時，由項英任代主席。
這一來，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就由臨時中央在瑞金直接發號施令，指揮一切。
周恩來很清楚，中央5月8日的決定，博古是要掌握兵權，要在後方瑞金遙控前線；前方軍事行動的決定權，完完全全掌握在博古等人的股掌之中了。
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早在第四次反「圍剿」之際，博古等就覺得周恩來很不聽話，屢屢抗命，遂起拿下周恩來、朱德，直接指揮中央紅軍之意。
1933年1月29日，蔣介石抵南昌，親任「剿匪」總司令。大戰迫在眉睫。
局勢的發展，已不容許紅軍內部對作戰方針再進行爭論。2月3日，周恩來、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央局，說「連續的戰鬥立刻就要到」，要求中央局對前方只給以「原則上與方針上的指示」，關於具體布置，「似宜屬之前方。」
中央局寸步不讓。次日複電曰：「在目前敵人據點而守的形勢下，無法避免攻擊堅城。」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目前行動先攻南豐為宜」，「乘勝威脅南城、撫州是我們目前的方針。」並斬釘截鐵地說：「此新計畫經中央局全體通過，請立即討論並電告執行的具體部署。」
這樣，強攻南豐已成為不容討論而必須執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來不能不向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提出攻擊南豐的軍事部署。但他聲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敵情地形有變尚須活用。」同日，他再電中央局，表示：為著尋求機會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似不宜先在攻堅上損傷過大的戰鬥力，如損傷過大而又不能攻入，則更挫士氣。請求你們考慮。
周恩來還同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請求中央、中央局須給前方活動的機動餘地和應有的職權，但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充耳不聞，執意不理。
周恩來、朱德只得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向南豐開進，並於12日完成對南豐的包圍，傍晚發動全線進攻。
敵中路軍總指揮陳誠立刻作出反應：一面命令南豐守軍第八師據城堅守，一面令所屬三個縱隊迅速增援，三路分進，企圖將紅軍主力合圍於南豐城下，一舉加以殲滅。
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刻。敵情突變，周恩來、朱德毅然決然當機立斷，不待請示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立刻改變原有軍事部署。
2月13日晚，周恩來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央：南豐工事險要，我軍強攻未克，傷亡較大，而敵六個師已分三路前來增援。據此情況，我們遂改強襲南豐為佯攻，決心消滅增援部隊。求得干預期遭遇的運動戰中消滅敵之一翼，以各個消滅之。
從14日開始，周恩來、朱德留下少量部隊繼續佯攻南豐，並以一部兵力偽裝主力，向東面黎川方向轉移，將敵之第二、第三縱隊吸引而去；主力四五萬人則秘密撤至南豐西南的東韶、洛口、吳村地區隱蔽集結，待機殲敵。
在周恩來、朱德的正確指揮下，第四次反「圍剿」完全按照前線總部的算盤來打。黃陂、草台崗兩役，痛快乾脆，殲敵近三個師二萬八千餘人，紅軍取得輝煌戰果。
紅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朱德指揮取得了勝利；第四次反「圍剿」，周恩來、朱德指揮也取得了勝利。可以說，紅軍已有了自己英明傑出的統帥。但是，博古卻不以為然，他只相信共產國際，崇拜外國軍事家。他要推行積極進攻路線，必須仰仗、依靠洋顧問。在博古的一再催促之下，王明在莫斯科上下奔波，共產國際終於派出了一個總軍事顧問。
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弗雷德。此人，就是後來在西班牙戰爭中名聲大噪的克勒貝爾將軍。
這位總顧問從歐洲出發，經美國、日本，在1933年的春天方才到達臨時中央所在地上海。總顧問住在上海的秘密聯絡點，並沒有到中央蘇區。僅憑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蘇區紅軍情況的書面報告，總顧問迅即提出了一個不切實際，完全否定過去，而又標新立異的計畫——「兩個拳頭打人」。不日，將此電告瑞金的中共中央局。
博古乃一介書生，不會打仗，更全然不懂中國蘇區這場特殊條件下的戰爭。接此電文，如獲至寶，喜不自禁，不管洋顧問這一軍事計畫是否可行，遂以中共中央局名義致電前方的周恩來、朱德，全文轉達了這一計畫，令其堅決執行。
1933年6月13日，周恩來、朱德在前線接到了中央局的指示電。這份長電批評紅一方面軍「把主力集中於一個單獨的作戰單位，即方面軍，這就不能從各方面配合作戰」。並且判斷，蔣介石與閩、粵敵人有矛盾，而在中央蘇區北部採取守勢，不易攻擊，所以要求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分成兩個部分作戰。這就是所謂的「兩個拳頭打人」。
根據這個電令，紅一方面軍一部分組成東方軍，先到閩西打敵十九路軍，然後北上打撫河以東敵人，最後會攻撫州。另一部分留在永豐、崇仁、宜黃、樂安地區進行鉗制性作戰，待東方軍有進展後再北上會攻撫州。
中央這個長電在前方將帥中引起很大反響。周恩來、朱德表示根本不能接受。周恩來說：「『四反』後，我與敵交戰十二次，每次均予以重大殺傷，至少殲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