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熊
北京飯店宴會廳里，燈火輝煌。歡聲在排成了一個大弧形的人群中沸騰著——政府要人及社會名流，在列隊迎候貴賓的到來。突然，笑聲凝固了，周恩來總理陪同胡志明主席走了進來。不一會，歡笑聲又突然從人群中爆發開來，在大廳中回蕩。原來，周總理陪同胡志明主席，朝著「大弧形」走來，並且向貴賓介紹著每一位迎候著。人們低聲讚歎著：「他，好象對誰都熟悉。」「他，了解每一個人！」
到了吳冷西面前。周總理側過臉對胡主席說：「他是中國最大的新聞機構——新華社社長。」
「噢，嗅，新華社在國際上可有些名氣啊！」胡主席用中國話說，「我們那兒也有新華社記者。」
「可是，他們有些記者寫東西總是老一套，公式化，概念化。」周總理爽朗的笑聲中夾著嚴肅，詼諧的語氣裡帶著批評，「定型了。」
我在一旁聽了，臉上刷地一下紅了起來，一直紅到耳根。我覺得周總理似乎不是在談別人，而是在批評我自己。因為就在幾天前，周總理還曾向我指出，我們寫的外事新聞好象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除了換一換名字外，幾乎看不出一點兒變化。他要我們想法革新一下。
胡主席仰天大笑。「在我們那裡也一樣，記者太機械了。」
當胡主席與吳冷西寒暄的時候，周總理轉過身來問我：「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是誰立下的規矩，寫宴會消息，一定要講『在熱烈友好氣氛中進行』？」
「我也不知道。」我難為情地說，「我們只是按慣例辦的。」
「慣例也可以打破嘛。」周總理頓了一下，又說：「當然，改，也要一步步來。你每次都寫氣氛『熱烈友好』，一下子不寫了，人家反而會起疑心。要是讀者見多了，你不提氣氛，人家也會習以為常。」
我當即向他請示：「那麼今晚的宴會消息，是不是就可以改一下？比方，通過現場上的活動，來把出席人員的名單帶出來，同時也就反映了氣氛。」
他面露喜色，點點頭：「那好嘛！」
這件事發生在50年代中的一個夏天。當時我在新華社總社從事政治時事採訪，非常有幸能經常接近敬愛的周總理，不僅親身感受到了他那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質和堪稱風範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情操，而且親耳聆聽了他對我們的採訪報道工作的許多深刻、親切、中肯的教誨。就拿這次在他招待胡主席的宴會上發生的這個小鏡頭來說，它在周總理日理萬機、辛勞繁忙的一生中，不過是非常普通的一件小事，而它卻難以磨滅地銘記在我的心上。
周總理非常關心培育記者，經常利用各種機會同記者談心，在政治上和業務上嚴格要求，勉勵記者又紅又專，關懷記者的成長。他對記者的談話常常是就某項報道、某篇稿件或某個具體問題而發的。雖然不是長篇大論，談話的時間一般也都不太長，但是精闢深刻，言簡意賅，很有針對性和啟發性，給我的印象非常深，給我的教益非常大。他寄予殷切期望，也是教誨最多的，是關於提高記者的政治和業務素質問題。其中，他又特別關心文風的改進。對我們新聞報道中的老一套，公式化，框框多，照抄照搬，沒有什麼創造，文字呆板，不生動活潑，辭彙貧乏等現象，他經常提出批評。我還清楚記得，1955年夏天，在印度文化代表團來中國訪問前，周總理批評我們外事報道，除了一大堆名單和「在熱烈友好氣氛中進行」外，見不到一點現場活動的情節和任何變化。為了使工作有所突破，他還具體指示各有關部門，趁這次印度文化代表團到外地參觀和演出之際，採取一些措施：一，歌舞團和舞蹈學校要派出一些演員或學員隨團活動，這樣既可以陪一陪印度演員，又可以向人家學些舞蹈節目；二，新華社、人民日報及其他中央新聞單位要派記者隨團採訪，以便能寫些生動的、活潑的、有生氣的報道，而不要老是乾巴巴的那一套。後來，代表團去大連等地訪問演出時，各有關單位都執行了總理這一指示，我也奉新華社之命隨團採訪。就是從那以後，我們的外事報道才開始大量減少名單，去掉「空氣」，把視野和筆觸放在現場情節和重要人物的言行上，外事新聞也才有些可讀性。儘管這樣，當時我的思想仍有框框，覺得象周總理宴請胡主席這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活動，是「十分嚴肅的事」，可不能「胡來」。結果，又是周總理上述這番話，給我以力量，打開了我思想解放的閘門。
周總理還一直鼓勵記者「要積極活動」，「記者採訪就是要打聽，要了解情況嘛。」「要大膽創新，不要等現成的。」1957年5月12日，周總理在接見羅馬尼亞議會代表團之前，曾同我和另一位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交談。他問起記者在改革新聞報道中有什麼困難，我們很坦率地對他講，記者在採訪中常碰到一些阻礙，比如有的單位對記者的採訪就不開放，不敢談。他點點頭說，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對被採訪單位來說，「這有歷史原因，也有思想認識上的問題。」他幽默地說，「他們過於緊張了，生怕記者亂來。也有的人怕記者把事情弄錯了，其實要記者一點不錯也不可能。只要注意改進，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另一方面，「記者本身也有問題。過去記者自己就縮手縮腳，不敢大膽活動，不敢大膽問，不敢大膽寫。」
「你們在文風上要不斷改進，要大膽。但是，在內容上要審慎。」他提醒我們，「對於對敵鬥爭和對外關係的報道，是造次不得的。」
周總理鼓勵我們「創新」，實際上就是要我們「創優」，使我們的報道能取得更好的社會效益，而不是為創新而創新。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告誡記者，對報道的每一個事情都應該經過自己的深刻考慮，有所選擇，「特別是關於外交報道，要慎重，要懂得政策，要考慮它的國際影響。」他強調說：「關於外交報道是不能『爭鳴』的，因為它不是人民內部矛盾。」
1957年5月25日，周總理在彭真招待法國前總理富爾的酒會上，又對我們記者講了好多話。
在這次酒會上，他本來同富爾坐在一起交談的。我們幾個記者都坐在他們附近聆聽。當他們談到台灣問題時，富爾忽然說：「如果沒有記者在場的話，我想同你詳細談談這個問題。」周總理指著我們說：「我這裡有不少記者呢！」說罷，他們兩人就離座到一邊去談話了。酒會是在露天舉行的。他倆只帶著一位翻譯，遠遠地站在一棵樹下，親切地交換著意見。
過了好一會兒，他倆的交談結束。周總理特地走過來，向我們交代說：「關於我們剛才談及的台灣問題，你們不要報道。」
開始，我們都有些失望。因為，就在頭天即5月24日，剛好發生台北同胞的反美示威事件。這事在當時震動了世界，因此是人們最關心，也是人們交談最多的話題。記者們遇到這兩位重要人物談論這件事，當然都不願把它放過去。
這時有個記者忍不住問總理：「籠統地寫一寫可以嗎？比如說，你們談到『美蔣矛盾尖銳化』這句話。」
總理擺擺手，說：「我正是怕你們寫這句，你們偏偏要寫這句！」
談話就是從這裡引起的。他教導我們，報道的事實要合乎邏輯。這就是說，事情要交代得很清楚，要條理分明，要不牽強附會，要不亂拉亂社，要使人看來合乎道理。周總理說，「但是，我們絕不能使它變成了形而上學。」周總理又進一步嚴肅地指出，「我們還必須辯證地看問題。」
「作為一個記者，」他說，「不能看見一個什麼現象，聽了一句什麼話就照寫照錄，而應該有所選擇。」這是因為，「許多事情從現象上看是簡單的，但是它們卻常常包含著許多非常複雜的問題，有許多微妙的地方。」接著，他仍以台灣問題為例，問我們：「你們希望不希望和平解放台灣？」
我和別的記者都回答：「希望。」
他緊追一句問：「如果美國更加緊控制台灣，是否有利於我們解放台灣？」
我們都搖搖頭，至此，我們都已開始明白總理問話的用意。
他指出，「現在美國已增兵三個師去台灣，艦隊也加緊了活動。如果我們再在這裡大嚷美蔣矛盾尖銳化，不是火上加油嗎？不是更促使美國加緊控制台灣嗎？」
我們聽了，這才恍然，都點頭稱是。
「今天《人民日報》關於這個問題的社論說得很對，這是台灣同胞的反美運動，是人民同美蔣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接著，他又關切地對我們說：「當然，你們主觀願望是好的，總希望一下把台灣問題解決，總希望美蔣之間一下鬧翻。你們總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你們總是心急，客觀現實的發展本來是微妙的、曲折的，但是你們卻把它看得很直很直，象個直筒子。」
說到這裡，周總理到臨座去向一些外國駐華使節敬酒。敬完酒，他見我們記者仍圍成一圈，在低聲談論，便又言猶未盡地走過來對我們說：「你們心是好的，願望是好的，但是你們不會辯證地去看問題，因此，」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