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華
1988年3月5日，是周恩來同志90誕辰。此時此刻，更激起我對尊敬的周恩來同志的深深懷念之情。
恩來同志是我軍的創建者之一。他為中國革命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一生的光輝業績將彪炳千秋。
在這篇文章中，我僅回憶五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以志紀念。
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志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那是1930年8月，在攻打瑞昌縣城時，我負了傷，轉至上海治療。當我康復時，中央派吳德峰同志通知我，到黨的一個機關去開會。那天到會的有六七個人，有一個叫伍豪的同志，看來平易、沉著。他在講話時說：閔行鎮駐有國民黨軍隊，有我們的同志在裡面做秘密工作。現在，黨組織似已被敵人發覺，有被破壞的危險。有兩個辦法，一是組織兵暴，一是如果兵暴不可能，就把我們的同志趕快撤出來。說到這裡，他轉向我說：你不是領導過大冶兵暴嗎？如果閔行部隊兵暴，你去指揮。我想，這個同志怎麼對大冶兵暴和我這麼熟悉，他是誰呢？一回到旅館，吳德峰同志就問我：你今天見到周恩來了嗎？我回答：沒有。他說：怎麼沒有見到？他看我感到詫異，就對我說：今天在會上講話的伍豪，就是周恩來。我的心弦被深深觸動了，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同志早已是我久已仰慕的人物，想不到今天有幸在這裡見到他。而他對閔行部隊里自己同志的關切和對兵暴的精心籌劃，正象對我們舉行大冶兵暴時一樣。
1928年夏天，因海陸豐根據地的失敗，我回到了北方，在河南省確山縣城岳維峻部隊里，找到了一個營部副官的職務。該營的副營長、政治教官和書記長都是黨員，書記長是趙品三同志，曾和我在一起做黨的秘密工作。到1929年春季，這個部隊就有十四五個連隊有了黨支部，共產黨員70餘人，形成了一個堅固的戰鬥堡壘。
這支地方軍閥部隊，原屬國民軍第二軍。大革命時期，第二軍已有我黨的組織，官兵曾受到過大革命高潮的影響。我們教士兵唱革命歌曲，教他們識字，灌輸革命的道理。官兵之間保持著濃厚的鄉親、老部屬等舊關係，我們與他們交朋友漸漸使他們接受新思想。這樣，團結了同情者和進步分子，發展了黨員，黨的影響深入到士兵和下級軍官中，我們也站穩了腳跟。黨組織受中央軍委直接領導，周恩來同志是中央軍委書記，聶榮臻同志也在中央軍委工作，直接和我們聯繫的是石仲偉同志，通過石我們可以隨時報告部隊情況和得到周恩來同志的指示。
岳部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介石早就想把它吞併。
1928年冬，蔣把岳部調至江蘇省淮陰地區，縮編為新編第一師。這一變動，就把一些老軍官遣散或降職，一些黨員的職務也被撤了。我所在的營，編為六團二營五連，營長孟宗魯降為連長，我當了排長。官兵思想動蕩不安。正當我們處在困難之時，得到中央軍委的指示，要我們堅持黨的陣地。1929年初，蔣介石又調岳部到湖北省武昌南湖「整訓」，並借口岳反馮王祥不力，撤了他的師長職，由曹萬順代替。曹帶來了一批黃埔軍官，撤換了大批老軍官，目的在於控制這支部隊。老軍官和士兵們對蔣、曹的高壓，對排擠和歧視非嫡系的作法，深為不滿。反蔣、反黃埔軍官的情緒，在官兵中迅速滋長。這些矛盾，是我們深入進行黨的工作的有利條件。這批黃埔生是堅決反共的，也有反共經驗。這就使我們的活動遇到很多困難，鬥爭也更為複雜。這時中央軍委又及時指示我們：要採取精幹隱蔽、積蓄力量的方針，把黨的組織保存下來，等待有利時機，奪取這支武裝。這對我們是個極大的鼓舞。不久，機會來了。張發奎在宜昌、沙市一帶反蔣，派新編第一師去應戰。先頭部隊一、二、三團乘船剛到沙市、宜昌之間，即遭張部伏擊並被繳械。待後續部隊四、五、六團趕到時，張部已經南撤。四、五兩團即駐宜昌、沙市地區，六團駐秭歸縣城。部隊從武昌開出之前，黨組織已有一個兵暴計畫，並組織起義司令部。這支白軍一開上前線，即遭失敗，又駐紮在洪湖根據地附近，這也是我們兵暴當紅軍的一個有利條件。恰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意外情況：五團團長王俊傑以一個老軍官的身份，利用部隊的不穩定狀態，擬實行嘩變，拖走部隊。黨組織負責人看到王也在搞兵變，只想到他在士兵中有一定影響，但沒有認清他的面目，失去警惕，輕率地對王俊傑講了「兵暴當紅軍」的主張，結果黨組織負責人反遭到殺害。王俊傑搶先發動宜昌兵變，拉走了四、五兩個團，殺了一批黃埔軍官。不久，六團奉命從秭歸開回宜昌，船在江中，就被蔣介石的「威勝」號軍艦全部繳械。至此，第一次發動兵暴的計畫落空了。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一些黨員還缺乏鬥爭經驗，應付不了瞬息萬變的複雜的鬥爭形勢，失去了發動兵暴的一個機會。
蔣介石對這個部隊立即進行了徹底清洗。六團奉命從宜昌徒手回到漢口橋口兵營，即被改編為獨立十五旅，旅長唐雲山。因王俊傑嘩變時，曾喊出殺黃埔軍官的口號，蔣利用這個口實，把所有排長以上的老軍官換成了黃埔生。當時，我沒有敢說是武漢中央軍校的學生，假稱是閻錫山的學兵團畢業的。他們認為閻錫山是封建軍閥，便斷定我政治落後，又不是土匪出身，還有點軍事技術可用。加之二排長的思想較進步，他在營長面前講了我的好話，我成為留下來的唯一的老排長。這個營的班長沒有換，其中還有幾位是黨員。有的班長雖不是黨員，也因我是僅剩的一個老官長，所以都對我挺尊重。我黨的組織大為縮小，鬥爭更加尖銳。這時接到周恩來同志的指示，要我們堅持和鞏固黨的陣地，把部隊掌握好。於是，我們著手整理黨的組織。我在二營三個連中，通過拉關係、交朋友，同連、排長們接近，影響和團結同情分子。二團其他營的黨員，仍由我單線聯繫。一營一連黨組織負責人是四班長白玉傑同志，三營九連有黨員王愚同志。我同外面的趙品三同志取得聯繫後，即經常商議如何進行工作。
這個部隊雖然經過幾次改編，但我黨的影響仍在增長，這是蔣介石、唐雲山和黃埔軍官們所料想不到的。因為他們內部矛盾重重，而我們從失誤中接受了教訓，鬥爭水平也在提高，又有中央軍委及時指示，黨組織縮小了，黨員卻經受了更多的磨鍊。我們在等待時機，積極準備發動一次新的兵暴。
這年10月初，百孔千瘡的獨立十五旅竟要去進攻紅軍，這是兵暴的一個良機。我聞訊後，即同趙品三同志聯繫，一致認為共產黨手中的槍不能打紅軍，要舉行兵暴。正在這時，中央軍委從上海派石仲偉、柯乃康（慶施）、鄧乾元同志來到漢口找我，這使我異常高興。經過商議，我們制定了兵暴當紅軍的計畫。由石仲偉去報告中央軍委，柯乃康等去同鄂東南特委和紅軍取得聯絡，然後派人來大冶城同我接頭。
12月初，中央軍委派劉振山同志來大冶城向我傳達黨的決定：採用裡應外合方案，由我在裡面兵暴，紅軍從外面攻。我們倆當即商討兵暴的時間。我說，12月11日是廣州起義的日子，大冶兵暴在這天舉行，不正好紀念廣州起義嗎？我曾在教導團參加過廣州暴動，故聯想到了這個日子。劉說，準備時間來不及。決定14日夜12時為兵暴時間，我們首先在城裡行動，爾後紅軍子拂曉攻城。劉振山回去報告，我們便在黨內外緊張地活動起來，準備起義。14日夜，天下著雨。我在11時半把五連黨員和班長們集合起來，公開揭出義旗：兵暴，當紅軍去！首先動手解決反動軍官。我們未動刀槍，迅速逮捕了連長、大排長及連部人員。對二排長未採取這個手段，經我說服，使他跟隨了我們。然後叫起全連士兵，亮出底牌：兵暴當紅軍！這時，群情振奮。個別覺悟低的，也參加進來了。我們用兩個排去解決其他兩個連，兩個班去收拾營部。六連有黨的組織，拿下了連部，就抓住了全連。七連是剛從一團調入的，缺乏黨的工作基礎，沒有順利解決。敵營部和七連同我兵暴部隊發生了戰鬥，因不宜硬打，我便率領五、六兩個連撤到城郊。紅五縱隊於天亮時攻城，敵營長帶七連慌忙棄城逃跑，遭我軍痛擊，全部被繳械。兵暴部隊同紅軍勝利地會合在一起。
在陽新城的一營，白玉傑得知大冶兵暴消息，便準備拉走一、二連，不料在他殺掉反動連長後，卻被土匪出身的一班長殺害。其他黨員把一、二連帶到城外，奔向我根據地。
兵暴接連勝利後，敵人震動很大，火速集中一團和二團第三營開進大冶。三營九連王愚同志準備起義，但敵軍早認為九連「不穩」，將該連放在縣城中心，嚴加防範。24日，老百姓流傳紅軍攻城來了，王愚同志乘其他各連湧上城頭備戰，拖出八、九十人。敵軍見勢頭不妙，倉惶逃回武漢。
這次兵暴，在周恩來同志和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勝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央軍委稱它為「模範的大冶兵暴」。兵暴部隊合編為紅軍第五縱隊第二支隊，陳奇同志任黨代表，我任支隊長。從此，這支由白軍改編的紅軍，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