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滌新
我在1940年冬從《新華日報》調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工 作。不到一年，南方局經濟組組長錢之光同志因為八路軍駐渝 辦事處的工作太忙，組織決定我兼任這個組的組長。經濟組的任務是研究抗日戰爭中的經濟問題，通過秘密黨員和同情者，搜集國統區財經材料，並團結進步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分析戰時經濟問題。但是，對於民族資本家的工作，卻不敢問津，因為這裡有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
在1942年的秋天，恩來同志找我去談話。他對我說：「經濟組的活動範圍，現在只限於秘密黨員，限於同情者，限於進步的經濟學者，這些人的作用都是不可輕視的。但是，要使工作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你必須出面同民族資本家打交道，做民族資本家的統戰工作。」我聽了這段話之後，默默不言。恩來同志說：「你對民族資本家的統戰工作，有意見嗎？」我回答說，「要我做對民族資本家的統戰工作，在思想上，現在我還想不通。資本家是剝削僱傭勞動者的剝削者。民族資產階級同買辦資產階級雖然存在著區別，但是，作為剝削階級，那是一致的。同民族資產階級交朋友，建立統戰關係，那我的階級立場呢？共產黨就是要打倒資本家，建立無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進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如果同民族資本家搞統戰，難道不是同我們的歷史任務背道而馳嗎？」恩來同志聽了我的話之後，大笑起來。他問道：「你擁護統一戰線嗎？」我說：「當然擁護」。他說，「黨的統一戰線難道把民族資產階級放在外邊嗎？連國民黨蔣介石我們還要同他們搞統戰，何況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既有剝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愛國主義的一面。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來說，從中國今天的具體情況來說，這個階級的愛國主義的一面就是我們同它搞統戰的理論根據，何況統戰工作並不只是有團結的一面了，除了團結之外，還有鬥爭。有團結，有鬥爭，正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相適應的。我們的一些同志，害怕喪失立場，只抓鬥爭，而忽視團結，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左』傾思想在作怪。你是一名老黨員，你也吃過『左』傾思想的苦頭。我之所以叫你對民族資產階級做統戰工作，是因為你學過經濟，在生產貿易，在市場物價，在財政稅收等方面，有所了解，同民族資本家談起來，容易談得通」。我考慮了一會，才接受了恩來同志分配給我的這一任務。
恩來同志接著對我說，「好，你既然接受這個任務，就要好好的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從『九一八』算起，已經有十多年，從『七七事變』算起也有四五年；要打敗日本，要反對國民黨的妥協投降，只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你做民族資本家的統戰工作，就是為了堅持抗戰，就是為了爭取抗戰的勝利。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這就是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立場。叫你對民族資產階級搞統戰，難道會損害你的政治立場嗎？」
為了做好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我必須在經濟組之外找助手，因為經濟組的同志都是不露面的黨員，經濟組新聯繫的秘密黨員和進步分子，也很難公開同民族資本家打交道。反覆考慮的結果，我就找羅叔章和鬍子嬰這二位同中上層資本家有接觸的大姊，作為顧問，向她們請教。
這二位大姊給我介紹了工商界各幫，特別是在重慶的上海幫資本家的情況。第一步的做法是登門拜訪，名片還是用《新華日報》編輯的職務。當時同民族資本家交朋友並不是容易的事情，這並不是因為重慶的山路崎嶇，而是因為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的恐怖。不少資本家害怕接待我之後，國民黨特務要同他們「算帳」。而C。C。早就通過其走狗，如潘序倫之流，對我們進行攻擊。一些受蒙蔽的資本家不僅給我以閉門羹，而且在吵了一架之後，高聲「送客」。他們認為國民黨是正統，是國家的代表；而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不服從政令軍令，破壞國家政府的統一。國民黨軍之所以打了敗仗，追究原因，未始不是因為國家的軍令政令的不統一，未始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鬧獨立性。他們的說法，赤裸裸地是國民黨C．C．的那一套。我當然不能不向他們說清楚情況，而他們卻不讓我把話說完。這怎能不吵起來呢？但是，還有一些民族資本家是可以談得來的。這可以把章乃器、胡子昂、胡厥文、劉鴻生、吳蘊初、古耕虞和潘昌猷等人，作為代表。
從1942年的秋天開始，我就在山城重慶，開始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到1945年1月11日，王若飛、潘樣年和我公開在重慶「特園」招待產業界人士。不久，周恩來同志又以更大的規模招待重慶產業界人士。是年9月 17日，毛澤東同志在「桂園」舉行茶會招待產業界人士，會見劉鴻生、潘昌獻、范旭東、吳羹梅、吳蘊初、章乃器、顏耀秋等人，闡明中國共產黨對待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我同錢之光同志在場作陪。是年10月 19日，周恩來同志應西南實業協會的邀請，出席工業家「星五聚餐會」，講演《當前經濟大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工商統戰工作，就順利地開展了。
1946年5月間，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我黨也在南京梅園新村設立南京局和中共代表團；而在上海馬思南路107號設立駐滬辦事處稱中共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員會，對外稱「周公館」。中共代表團上海工作委員會的活動範圍，是相當大的。不僅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有來自各國的記者，而且有大量的工商業家，作為我們開展統一戰線的對象。
在上海市委（地下黨）的長期活動之下，一些愛國的工商業家早就成為黨的朋友了。這就在工作上給我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同盛丕華、包達三、蕢延芳和張絅伯等人，交上了朋友的。我經常到他們的辦公室談談時事，把黨的政策，用普通的語言，告訴他們；同時，又從他們口裡了解上海工商界對時局的意見。但是，某些在重慶曾經成為朋友的工商界人士，卻因為時局的日益緊張而避開我們了。
在上海工委和上海市委（地下黨）的推動之下，上海各界人民團體推派代表馬敘倫、吳耀宗、蕢延芳、盛丕華、張絅伯、包達三、閻寶航、雷潔瓊、陳震中（聖約翰大學）、陳立復（東吳大學）以及秘書鬍子嬰、羅叔章等，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求民主，反對獨裁。代表團在離滬前，有5萬多群眾在北站舉行歡送大會。代表團乘車離北站後，全體歡送人員舉行示威遊行，沿途高呼「反對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立即撤退美國駐華海空軍」，「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等口號。這是黨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巨大成功。代表團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毆打，4名代表受了重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周恩來同志聞訊後即與董老和鄧大姐等到醫院慰問並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
消息傳來，上海愛國人民無不義憤填胸。上海工委派我於次日晨乘火車到南京局彙報情況。恩來同志聽了我的彙報之後，指示我當晚回滬，要我向工委轉達必須提高警惕，防止反動派在上海的破壞。恩來同志還特別指示上海地下黨，凡在運動中已暴露的，應立即撤退；強調上海地下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注意組織隱蔽，注意積蓄力量，切忌犯急性病。
上海各界人民代表團於29日返滬。我根據組織的決定，對盛丕華、蕢廷芳、張絅伯、包達三、鬍子嬰和羅叔章進行慰問，並高度評價他們的愛國行為。在代表團向南京請願的過程中，雖然有個別的人，在半路下車，但是，代表團的代表和秘書，是勇敢的，是堅決的。這就使我更加明確地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中，其愛國的一面，是顯然存在的。
恩來同志大約10天左右，必定從南京到上海來指示工作。他指示我，「你是公開的共產黨員，國民黨特務是不會不注意你的活動的。對於工商界的統戰朋友，要注意他們的安全，不要把尾巴帶到他們的辦公室和家裡去。但是，這並不是要你斷絕同他們的來往。」根據恩來同志的指示，我是小心翼翼地同工商界的朋友們來往的。
國民黨在1946年10月11日攻佔張家口和丹東，並悍然下令召開偽國民大會。內戰危機日益嚴重。恩來同志把一批幹部派到香港去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他到我的宿舍談話，指示我到香港的任務，並且一再囑我，對工商界的統戰工作要繼續下去，香港的可以作為統戰對象的工商界，並不比上海少，香港的環境也有比上海困難之處。但大勢正在向著光明發展，困難是能克服的。在恩來同志指示之後，我同卓芬便在10月底動身到香港去了。
香港的工商界是來自國內各地的。除了英國的滙豐銀行、太古公司等英資企業之外，還有廣州幫、潮州幫、上海幫、福建幫、客家幫等各地的工商業者。我對他們，過去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到了香港之後，通過「東縱」留下來在香港經營商業的同志，通過從上海來的民主黨派的朋友，通過幾位熟悉的報人，如費彝民的介紹，我漸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