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暉
1954年4月，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我奉派以新聞聯絡官的名義，負責新聞辦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務是：（1）協助發言人組織新聞發布會；（2）接待來訪記者。
首次舉行新聞發布會時，台灣國民黨中央社駐巴黎記者王家松要求參加，被我拒絕了。事後我報告總理，並建議同「新聞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記者證。周總理問我，為什麼？我說，中央社是台灣的官方機構，要警惕他在這裡製造「兩個中國」的假象。總理蹙了蹙眉頭說，不能抽象地講警惕，警惕要有事實根據，沒有事實根據的警惕是主觀主義，就會變成自己製造緊張，給工作造成損失。蔣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堅持一個中國，但他所堅持的是只有一個「中華民國」。美國頑固支持蔣介石，一直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現在怎麼樣？瑞士早就同我們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們一起開會，這裡哪有「兩個中國」的影子？來了一個中央社記者，怎麼就會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呢？你應該了解蔣介石的為人。他對這次會議很不安，美國當然會向他通氣，但他信不過。他派個記者來，顯然是為了便於進行現場觀察，觀察我們，也觀察美國。讓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實情況，這對我們有什麼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門外，這於情理不合。你還準備讓「新聞之家」收回他的記者證，你有什麼理由？你能說他是國民黨的官方代表？要是這樣說，豈不是反而給人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
我說，總理批評得對，是我想錯了，我不經請示，就把人家拒之門外，這是組織性紀律性的錯誤。總理說，我是從政治角度提醒你，沒有說組織性紀律性的錯誤。當然，組織性紀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請示。那叫不負責任。重大的、沒有先例的問題應當事先請示。有時來不及請示，就需要當機立斷，但要斷得正確。要做到這一點，不只靠水平和經驗，關鍵在於事前進行周密的考慮和認真的準備。代表團在北京集中以後，我要大家設想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和問題，一一提出對策，經過討論批准作成預案。有了這種準備，我們就比較主動。當然，不可能事事都預先料到，那不是唯物主義。應當並且可能預料到的事而沒有預料到，就是失職。你也作了預案，但你沒有設想國民黨的記者到日內瓦來，你沒有想到，我也沒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責任。現在不是追究責任，工作中難免有失誤。有了失誤就追究責任，會弄得人人自危，不利於工作。但是，有了失誤就要認真吸取教訓。我要在碰頭會上講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訓。首先是聯繫這幾天的實踐，檢查有沒有偏差，進一步設想還可能出現什麼新的情況和問題，擬出對策，這樣，繼續戰鬥就更有把握。我說：我就召集新聞辦公室的同志開會，按照總理的指示，進行檢查和討論。總理說，你們開會，再增加一個內容。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反對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活動，這是必要的。現在看來，對這個問題缺少具體分析，你們先研究一下，區分幾種情況，分別提出處理辦法，寫出來送給我。
總理還關照我，在我們的記者中找一位便於同王家松接觸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釋，告訴他，今後如願參加我們的新聞發布會，我們歡迎，有什麼困難，我們可以酌情幫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觸，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過頭，要顧及他的處境，不要使他為難，更不能讓他丟掉飯碗。
1954年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中、蘇、美、英、法都派代表團參加，引起廣泛注意。在「新聞之家」登記的記者近千名，這在當時是破紀錄的。周總理規定，除新聞發布會外，外國記者同中國代表團接觸，一律通過新聞辦公室。
總理對接待外國記者的工作，作了五條原則指示：（1）來者不拒，區別對待；（2）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3）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凡是已經決定的，已經公布的，經過授權的事，都可以講，但要言簡意賅，一時回答不了的，記下來，研究後再回答；（4）對於挑釁，據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問，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
新聞辦公室設在寶瑞華旅館，來訪的外國記者很多，有時應接不暇。他們著重詢問中國各方面的情況。總理對此早有預見，事先就讓有關部門編寫了介紹中國情況的材料。此外，還帶去了國內出版的外文書刊。有了這些材料做依據，對外國記者提出的問題，基本上都能回答。總理指定人進行了檢查，認為沒出差錯。總理聽了彙報後說，沒出差錯，只能算勉強及格。你們接待外國記者的方式還太呆板，還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還不很大。可以為友好的記者舉行小型宴會，為一般的記者舉行大型冷餐招待會，請他們吸中國煙、喝中國酒、吃中國菜，邊吃邊談，讓人感到無拘無束，輕鬆活潑。這不是吃吃喝喝，是為了便於你們宣傳「自己」，了解對方，結交朋友。這三者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執行我們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來越多的西方記者詢問中國的外貿情況，我們原先準備的材料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總理說，讓雷任民（外貿部副部長）當代表團的顧問，就是為了這一點。總理要新聞辦公室為外國記者舉行一次中國外貿問題座談會，由雷任民主講並答問。
這些方式是其他國家的代表團所未採取的。外國記者反應很好。有的說，中國人熟悉西方記者的心理，事先準備周密，易於使人了解中國。有的說，雷任民的介紹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國並不拒絕外資，任何國家都沒有同中國貿易的優先權。有的說，從周恩來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自信、樂觀和組織能力，他們具有沒有大國架子的大國風度。有的說，嚴肅和熱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來和他的助手們身上，這兩種性格融洽地結合在一起，這真是奇蹟。
總理及時了解這些反應。但他更注意對我敵視的反應。美國有個記者說：在日內瓦看不到共產黨統治下的幾億中國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們對共產黨專政的憎惡和仇恨。總理了解到這種反應後，讓我們為外國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放映國慶節的紀錄片。他特別交代：要選好放映日期，不要在開會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請柬分成兩種，一種指名邀請，一種不寫名，就放在「新聞之家」，準備讓台灣、南越、南朝鮮以及不便邀請的美國記者自取。放映時根據中文解說詞，用英文通過擴音器作簡單說明。
按照總理的指示，我們放映了《1952年國慶節》，能容納350人的電影院座無虛席，還有人站著看。放映過程中，不時響起掌聲。放完後，掌聲雷動，觀眾紛紛向我們握手祝賀。普遍反應，印象深刻。有的說，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國了；有的說，美國不少記者也來看，不知他們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記者在報道中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過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的讚歎聲。」蘇聯代表團的新聞聯絡官說，這是個創舉，表示要向我們學習。
聽我們彙報了這些反應後，總理問，有沒有批評意見？我說，間接地聽到美國一個記者說，這部影片說明，中國在搞軍國主義。總理說，即使是個別人這樣說，也值得注意。再給他們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據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編拍的彩色戲曲片。當時剛剛拍出，我還沒有看過。為了便於向外國記者介紹，我們在旅館裡先行試映，旅館的一些瑞士職工聞訊也來看，但放映不久，他們就一個個地走掉了，顯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聽不懂唱詞。我想，讓外國人看這部電影，真是「對牛彈琴」。但還得儘力而為，便請懂越劇的同志將劇情介紹和主要唱段寫成一本十五六頁的說明書，準備譯成外文，發給外國記者。我先把劇名譯成英文，叫做「梁與祝的悲劇」。
我向總理彙報試映的情況以及所作的準備。不料總理批評我是在搞「黨八股」。他說，十幾頁的說明書，誰看？我要是記者，我就不看。
總理給我出主意說，只要你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放映前用英語作個三分鐘的說明，概括地介紹一下劇情，用詞要有點詩意，帶點悲劇氣氛，把觀眾的思路引入電影，不再作其他解釋。你就這樣試試，我保證不會失敗。不信，可以打賭，如果失敗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錢。
我說，說明詞寫好後，請總理審定。總理說，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們照總理說的去辦。為了停車方便，租用了旅館的大餐廳。放映前10分鐘，250個位子坐得滿滿的，王家松也來了，後到的無處可站。放映過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場肅靜。我舉目四顧，都在聚精會神地觀看。演到「哭墳」、「化蝶」，我聽到啜泣聲。放映結束，電燈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