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傑
五六十年代，以核能的廣泛開發利用為標誌的一場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已興起，人們稱之為「原子能時代」。如何從我國實際出發，追蹤和掌握時代的要求，便成為一個重大課題。
當時，我國在原子能、火箭技術、激光、半導體和胰島素等方面的重大突破，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有些方面與之並駕齊驅。
我作為一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參加者，深刻體會到：原子彈、氫彈的研製成功，潛艇核動力技術的掌握，以及同位素和其他核技術在國民經濟中的應用，建設核電站任務的提出，這一切都為增強我國國防、經濟和科技的實力，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粉碎霸權主義的核壟斷和核訛詐，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
周恩來總理是我國原子能事業的主要決策者和組織者之一。原子能事業的成功，凝聚著周總理革命的遠見卓識和科學的求實精神。
今天，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這種精神，以紀念周總理誕辰90周年。
我國核事業創始於50年代初。當時美國政府依仗手中的核武器，妄圖稱霸全世界。面對帝國主義的核訛詐和核威脅，年幼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怎麼辦？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都強調指出，一定要急起直追，掌握原子能。毛主席還強調指出：我們「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而周總理則為黨中央迅速作出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重大戰略決策做了許多奠基工作。
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全中國的炮聲還在祖國南方的大地上隆隆作響，周總理就考慮到建國後發展科學技術事業的需要，批准撥給一筆外匯，讓科學家在國外採購了一些核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從1950年到1954年，在周總理的關懷和支持下，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這批儀器資料以及我國科學家自己製造的一批核科學技術實驗設備，在20多個學科領域開展了研究工作，培養了一批科研骨幹，獲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為創建我國核事業在科學技術上做了基礎準備。
周總理對我國鈾礦資源的勘察工作十分關注。1954年，地質部的一支地質隊伍在綜合找礦中，在廣西發現了鈾礦床。當時我在地質部工作。我把這個情況及時報告了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都認為在國內找到足夠數量的鈾礦資源是大有希望的。此後不久，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在國務院第三辦公室下設立地質部普查委員會第二辦公室，開始我國鈾礦資源的開發工作。
核科學技術研究的開展和鈾礦資源的發現與開發，為建立我國核工業提供了物質技術條件，使黨中央作出戰略決策有了一定的依據。
1955年1月14日，周總理把國務院第三辦公室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學家李四光、錢三強和我找到他的辦公室，詳細了解了我國核科學技術研究和鈾礦資源情況，並仔細詢問了反應堆和原子彈的原理，以及利用核能所必需的條件。總理還告訴我們，中央要研究發展原子能問題，要我們作好彙報準備。
周總理找我們談話後的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德懷、彭真、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會上，李四光、錢三強和我作了彙報，並作了用儀器探測鈾礦石的操作表演。會議認為，我國鈾資源經過進一步勘探，一定會發現更多，核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礎，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毛主席在會上講話指出：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中央書記處作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揭開了中國核工業建設的帷幕。
1955年上半年，在周總理、李富春、聶榮臻主持下制訂的1956年至1967年12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中，把原子能利用列為第一項重點科學研究任務，擺在很突出的地位。同時，周總理指示中國科學院吳有訓、錢三強等科學家舉辦講座，編印通俗讀物，寫文章，對高級幹部和廣大人民進行原子能科學知識的普及教育。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周總理還指示，要抓緊培養核科技專業人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批高等院校從1955年起，先後辦起了原子能科系或專業。高教部從部分高等院校選調數百名高年級學生到北大、清華和蘭州大學學習原子能專業知識；從在蘇聯和東歐的中國留學生中挑選百餘名學生轉學原子能專業。這樣就迅速形成了一支核事業專業技術隊伍。
為了加強對原子能事業的領導，1955年中央指定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發展工作。隨後，於1956年經周總理上報黨中央、毛主席同意，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決定設立原子能事業部（當時名為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2月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首任部長宋任窮，為創建我國原子能事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國核事業起步的時候，曾得到了蘇聯政府和人民的科學技術和工業的援助。我們的成功之處，是在周總理領導下，正確處理了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係。即：當蘇聯政府表示願意對中國發展核事業提供科學技術和工業援助的時候，我們就不失時機千方百計爭取了這種援助，同時又十分注意發展壯大自己獨立的科學技術實力；而當蘇聯毀約停援的時候，我們又迅速組織實現了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轉變，經受考驗，克服重重困難，贏得了一個個重大勝利。
1955年初，為了爭取蘇聯援助，周總理親自出面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多次談判，結果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勘察鈾礦的地質協定和蘇聯援建一座實驗性反應堆與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協定，增強了我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基本條件。緊接著，周總理便著手考慮進一步爭取蘇聯援助我國建設核工業問題。我從來華訪問的蘇聯原子能科學家代表團處得知蘇聯可能援助我國建設核工業的信息，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便採取措施促其實現，並於1956年3月派我、劉偉和錢三強等組成代表團赴蘇聯談判，簽訂了蘇聯援助我國建設核工業的協定。1957年，周總理抓住國際形勢有利於進一步爭取蘇聯援助的大好時機，由聶榮臻、陳賡、宋任窮率團赴蘇談判，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研製核武器的協定。周總理洞察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化，掌握有利時機，有計畫有步驟地爭取了蘇聯在核領域的技術援助，使我們較快地掌握了某些技術，在一定程度上爭取了時間，贏得了速度。
對於引進項目的規模問題，周總理提出，我國核工業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夠形成獨立的核力量，但我們主要是解決有無問題，規模不宜過大。1957年3月，部黨組根據周總理的原則指示，經過反覆研究，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案，總投資比原設想減少40％，比較切合中國國情，使戰略需要和實際可能得到了統一。
對於應該用什麼辦法來利用蘇聯援助問題，周總理指示，既不能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更不能放鬆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最有效的學習。遵照總理指示，我們在核事業建設中強調了「邊干邊學，建成學會」，認真組織廣大科技人員刻苦虛心學習，努力消化吸收先進技術，力求做到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這些重要措施，曾經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讚揚。
為了儘快突破對蘇聯的依賴，我們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成套引進蘇聯核設備和核技術時，凡是能在國內配套的設備和原材料，都由國內負責提供。而且，從1956年10月開始在國內組織生產專用的儀器設備，充分發揮我國科研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培養自己的設計和設備製造能力，許多精密的設備、元件都陸續製造出來。同時，按照周總理關於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強必要的研究機構」的指示，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58年，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已建設成了我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綜合性的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隨後，又相繼建立了鈾礦地質、鈾礦選冶、核武器等專業性研究機構。這些科研機構大力開展研究工作，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為獨立自主地發展我國核工業作了必要的技術儲備和人才儲備。
在周總理的親切關懷指導下，我們成功地爭取了蘇聯的技術援助，而當蘇聯毀約停援時，我們又成功地迅速實現了自力更生的大轉變。
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關於援助中國研製核武器的協定。1960年8月，在二機部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撤走，並帶走了重要的圖紙資料，此後設備材料的供應也全部停止了，給正在建設的中國核工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嚴重的困難。有些外國人幸災樂禍地說，這是對中國核工業的一個「毀滅性打擊」，使我國核工業「處於技術真空狀態」，斷定我們「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
在我國核工業發展遇到如此嚴重困難的緊要關頭，1959年7月，周總理說：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動手，從頭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