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少橋、趙發生
今年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誕辰90周年。回憶周總理生前對關係國計民生的糧食問題的教誨，尤其是想到在三年暫時經濟困難時期和十年動亂期間，他辛勤操勞，嘔心瀝血地領導和主持制定了糧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我們兩次順利地渡過了困難，走向勝利的情景，使人難以平靜。
總理對糧食工作的關懷、指導和他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我們終身難忘。
新中國建立以後，經過三年國民經濟的恢複，1953年進入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國耕地少、人口多，又是個農經濟，農業生產水平很低。1952年底，按全國人口計算，每人平均糧食佔有量只有288公斤。隨著國家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社會各方面對商品糧的需要激增。而農民因改善生活，能夠提供的商品糧反而有所減少，糧食的供求矛盾日趨尖銳。陳雲同志經過反覆考慮和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後，提出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統購統銷政策。這一建議，得到了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的支持和讚許。1953年11月，政務院發布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這是經周總理親自修改定稿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了實行統購統銷的必要性和決策經過，陳雲副總理還作了專題發言。這是一項適合當時我國情況所採取的正確政策，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58年在中國的大地上開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嚴重泛濫。加上自然災害的影響，致使我國國民經濟從1959年到1961年處於困難時期，糧食生產大幅度下降，國家糧食庫存急劇減少，糧食局勢非常緊張。在這個極端困難的時期，周恩來總理統籌全國糧食的全局，果斷決策，親自抓每一起難度較大的省、市、自治區間的調撥，保證各方面的應急需要，從而使我們國家和人民比較順利地渡過了困難。
1958年，糧食工作的一個突出矛盾是對糧食產量逐級虛報浮誇，估產過高，以致上下底數不清，情況不明。高估產，造成高徵購。1958年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公布的當年糧食產量將達到6000-7000億斤，比上年增產60％-90％。到年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糧食預計產量又誇大到8500億斤。全國平均每人糧食佔有量1300斤左右，造成我國糧食已經過關的假象。1959年繼續受浮誇風的影響，糧食產量各地上報到一萬億斤。當時周總理明確指出，產量沒有那麼多，有虛數。後來，落實的1959年糧食產量僅3300多億斤，只有原估產的三分之一。在高估產的影響下，1959年至1961年，三年平均糧食徵購佔到產量的35.3％，其中1959年達到39.7％（正常年景一般佔20％多），超過了農民負擔的能力，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
1960年秋，全國當年產糧數字暫時搞不清，有些放過「衛星」的人又不肯承認糧食少了，一時眾說紛紜。糧食部預計全國糧食總產量只有2800多億斤（年終實際數2870億斤），缺糧的問題十分嚴重。糧食部黨組經過慎重研究以後，如實報告周總理。他明確表示：農業生產的情況如何，可以各說各的，但全國糧食收支計畫必須按糧食部門的數字安排。總理還把北方各省的負責人和一些縣、社的基層幹部，一併請到人民大會堂，召開緊急會議，認真傾聽他們的意見，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會上，周總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研究後，提出了全黨動員，發展生產，控制消費，低標準、瓜菜代，艱苦奮鬥，渡過暫時困難的一系列具體措施。周總理還指示，每月要召開一次北方糧食廳局長會議，主管農業的中央負責同志要聽取彙報，親自部署，精心安排。會後，中共中央發出了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為了核實糧食產量，合理安排糧食的購、銷、調指標，總理同意並支持了糧食部提出的對全國農村生產隊的糧食實行過秤入倉的辦法。通過對1960年產量的逐步核實，大家的頭腦比較清醒了。1961年以後的估產就比較接近實際，並留有餘地，這對合理安排糧食購銷和調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大躍進」中刮「共產風」，農村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讓農民在食堂吃大鍋飯，加劇了農村糧食緊張的矛盾。1960年春天，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同志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看到當時說假話之風盛行，名義上是保證每人每月吃30斤稻穀（折糧21斤），但實際上沒有做到，大食堂都無米下鍋，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鵬同志將了解的情況報告周總理，周總理很重視，指出：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並讓童寫信給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視。之後，周恩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都先後親自到農村調查，向黨中央反映社員普遍不贊成辦公共食堂，「供給制」害處很多。到1961年夏收後，全國各地根據廣大群眾的要求，普遍解散了農村公共食堂，口糧分配到戶，社員都高興地回家做飯吃。
1959年，國內糧食緊張情況已開始露頭。這一年的春天，在國務院會議廳討論當年外貿進出口計畫時，正式開會之前，趙發生同志同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同志正在研究出口多少糧食合適，兩人爭論得比較熱烈。總理一進門就問，你們在談論什麼？趙發生同志講，外貿在表上列的出口糧食數，我們認為多了。總理當即表示，不用爭了，定下來吧！為了償還蘇聯債款，維護國家信譽，自己有點困難，另想辦法克服。為了保持中國人民的志氣，三年困難時期，周總理帶領我們節衣縮食，如期還清了蘇聯的債款。
1960年底，糧食緊張情況加劇，估計到第二年春青黃不接時，糧食情況將更加嚴重，總理同國務院其他領導同志曾反覆研究解決辦法。陳雲同志提議，擠出一部分外匯進口糧食。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總攬全局的總理權衡利弊得失，毅然決定進口糧食。在總理親自督促下，不到兩個月，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船糧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決定，增加糧食進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這占我國糧食產量比重雖然很小，但在國家的糧食調度上卻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減少產糧區的調出，又可以保證重災區的糧食供應，避免了京、津、滬、遼糧食脫銷的危險，還補充了部分國家庫存。
1961年，總理出差到東北，看到東北糧食困難，提出向蘇聯交涉，從遠東借20萬噸糧食，隨後從進口糧中歸還。這樣做了，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四川省原是糧食調出省，1958年大鍊鋼鐵，上了500萬人，產量減少，又調出部分糧食，造成糧食緊張。總理了解這種情況後，立即指示：停止外調糧食，由省里內部自己調劑。1962年初，四川糧食告急，總理知道這個情況後，心裡難過，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總理把李先念、陳國棟和楊少橋同志找到他的辦公室，要大家算算賬。經過計算，總理決定在當年二季度調給四川糧食2.5億斤，使他們順利地渡過春荒。
為了安排好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周總理嘔心瀝血，日夜操勞。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兩年零四個月里，周總理就有關糧食問題的談話達115次。總理十分關心糧食情況，及時閱看糧食報表，他親自一張一張地審閱糧食計畫表，精心計算糧食的安排。從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現仍保存的32張報表中，總理的筆跡計有994處之多。例如在《19年至1963年度糧食包產產量和徵購的估算》這張表上，周總理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進行計算6處，批註數字70處，批註文字7處，整個表格密密麻麻的留下了總理的手跡。這些報表，現已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物，由有關部門妥為保存，它生動地記載了總理在困難時期，為了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所付出的心血！
在三年暫時經濟困難時期，為了渡過糧食難關，安排好各地的糧食調撥，通常搞三道「防線」：先由糧食部長和地方協商；然後是主管財貿工作的中央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出面商談；最後請國務院總理親自定案。1959年以後，不僅年度糧食調撥計畫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季度調撥計畫也由黨中央安排下達；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度調撥計畫也都由黨中央通知各級黨委執行。對糧食調撥計畫的執行情況，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和先後主管調撥工作的楊少橋、趙發生同志，經常向黨中央、國務院口頭彙報，同時每句（有時每五日）報送糧食調撥情況表。到了1961年，由中央安排調撥的糧食除了增加進口糧食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開支的專項用糧，頭緒繁多，原來的糧食報表已不適用。當時，周總理親自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畫表》，從這張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