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鏡元
周副主席和朱總司令是中央軍委×局工作的創始人，歷來非常關懷我們局的工作。
1945年11月底，周副主席在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後，回到延安。我於12月9日從安塞來到延安楊家嶺，向周副主席詳細彙報了抗戰以來我們局各方面的工作。周副主席聽了彙報後說：你們局的工作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工作上技術上都有新的突破，甚堪嘉勉。他還十分高興地為我們局題詞：「掌握全局，突破一點，自力更生，前途無量。」勉勵全局同志繼續努力，爭取更大的成績。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3月19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撤離延安，開始轉戰陝北。3月初，在撤離延安前，周副主席要我到延安，當面指示我，根據當前的形勢和作戰的需要，你們局的工作要分成兩部分，主要的業務技術人員留在陝北，由你負責帶隊，跟隨中央前委行動。本著留在陝北的中央軍委領導機關必須十分精幹，以利於機動作戰的精神，中央軍委決定抽調我們局技術精幹的同志，組成50人左右的工作隊。3月21日，弼時同志找我面商，確定了工作隊的主要任務是了解對面敵軍的情況。遵照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迅時同志的指示，我們局大部分同志於4月到了晉綏臨縣地區的三交泉王村開展工作。
6月4日，周副主席和弼時同志在參加為蟠龍戰役祝捷會後，特地到我們的駐處看望全隊同志。周副主席向我們講了解放戰爭的形勢，指出，不久我們就要反攻，收復延安，解放西北，解放全中國。全隊同志受到深刻的鼓舞和教育。周副主席稱讚我們派出的工作隊是一個短小精幹的很好的工作隊。
1947年8月下旬，周副主席和弼時同志要我到陝北佳縣神泉堡彙報工作。為了配合我軍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的形勢，周副主席和弼時同志聽取了我們局工作的詳細彙報，一起研究了機要保密等問題，並且對我們局的工作做了許多重要的指示，周副主席和我們談了多次，他講的一些重要思想，我至今記憶猶新。周副主席談到我們局的工作時，講了如下一些情況。
第一，統一領導，分散經營，準備在兩年後達到相當程度的集中。
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為了配合解放戰爭的勝利，當時我們局的工作分散在全國各地。周副主席在全面分析了全國的形勢，研究了戰場上的敵我情況，預見到兩年以後我們打倒蔣介石，在那時，我們局的工作將要達到相當程度的集中。9月28日，我聆聽了周副主席在中央和軍委直屬單位的幹部戰士大會上的報告（即《全國大反攻，打倒蔣介石》，這篇文章現已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他說，去年一年我們是戰略防禦、戰術進攻，現在戰略也是進攻。我們的方針是，打到蔣管區，發展解放區，消滅蔣介石的部隊在蔣管區。我們打倒蔣介石是有把握的，第二年打出去，實行大反攻的決定是正確的。無論國內條件、國際條件，都是有根據的，是能夠實現的。無論在哪個部門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都要做一個有用的螺絲釘，都要發揮自己的作用。
周副主席這個科學的預見果然變成了現實，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了，全國大部地區已經解放。我們局工作即由分散到逐步集中，實現了兩年後達到相當程度的集中。
第二，越是在敵人失敗的時候，我們越是要在技術上求精進。
這是周副主席對我局工作的又一個重要指示。他要我們充分估計到今後我們局工作中的更大困難，提出要不斷提高技術，精益求精，要總結經驗，加強學習，注重階級教育，增強團結互助，克服技術上的困難。我們認真及時地貫徹了這個指示。在淮海戰役前後，向中央軍委首長和各野戰軍首長提供正確無誤的情況，配合了淮海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整個解放戰爭的勝利。
第三，共產黨掌握了技術，一定能夠戰勝反動派使用的技術。
周副主席說：我們的科學技術與革命政治相結合，有無限的發展前途。他不止一次地用一個數字公式做比喻來說明這個道理。他說：我們黨的機要工作在科學技術上是正50分，我們的政治也是正50分，兩者相加得100分；而敵人在科學技術上是正50分，政治則是負50分，正負相加等於零。因此，我們一定勝利，敵人一定失敗。共產黨掌握了技術，一定能夠戰勝反動派使用的技術。我們的勝利之道就是技術加政治。我們如果沒有革命的政治，就不可能戰勝敵人。
周副主席的指示和科學分析，是我們克服一切困難，戰勝國內外敵人的強大思想武器，1950年12月，中央軍委技術部成立時，周副主席又以這一指示作了光輝題詞：「共產黨掌握了技術，一定能夠戰勝反動派使用的技術。」
第四，要培養幹部、訓練幹部，並注意培養女幹部。
周副主席指示我們要考慮到今後工作的發展，必須大力培養技術幹部。當時，中央還給晉冀魯豫中央局、晉察冀中央局、山東中央分局發了通知，請他們各選送30名初、高中畢業生到我們局學習。各地都多送了一些，一共來了100多名學員。經過訓練和工作實踐，這些同志現在都是我們部工作的骨幹和各級領導了。
第五，要認真總結經驗。
周副主席指示要認真總結我們局的工作經驗，編寫成書，作為訓練幹部和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教材。
第六，要關心愛護幹部。
周副主席和弼時同志指示，對體弱有病的同志給予特別健康補助和實行休假制度，以利於長期工作。並強調要打破傳統的平均主義，受補助者應當是真正身體虛弱、加強照顧方能保持長期工作的同志，不能機械地以職位為標準。
解放戰爭期間，周副主席作為黨和中央領導人之一，日夜處理中央的重大工作，但他對日常的細小事情，也從不馬虎，對下級幹部和戰士關懷備至，平等相處。1947年3月下旬，在一次行軍途中，周副主席因換車沒有牲口，借用了我局曾慶標等帶的牲口，對這樣一件普通的小事，他處理得非常周到。4月6日，他親筆寫信給我，信中說：「晉元同志：我在綏德新店遇×局曾慶標同志，恰好他帶牲口五個（馬一騾二驢二）及貨物兩箱，我因換車無牲口，故將他帶的牲口、貨物均留下，而將他們三人及行李車運宋家川。我當面囑鄧潔同志，必須按原物（牲口、貨物）歸還你們，這是你們的財產，不能以邊幣計算。望你本此向鄧處長交涉，免致受賠累，那將使我心感不安。如有什麼問題，望電告我，以便再電鄧解決。望代我問曾慶標同志好！」
後來，周副主席還問我，是否歸還了原物，我說很快就還了，沒有折成邊幣。當時的情況是大家都要從延安撤走，而所帶貨物沒有牲口，要走就比較困難。所以周副主席對曾慶標同志這種做法很稱讚。周副主席說，曾慶標同志做得對，做得好，要表揚他，他能這麼做，也是你們教育有方。周副主席不僅對我們局工作無微不至地關懷，對我們局全體同志的生活也體貼入微。
我從1947年8月底，到佳縣神泉堡，直到1947年12月回到三交，在這4個多月的時間裡，我親眼目睹了周副主席兢兢業業。嚴於律己、一絲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堅韌、細緻、周密、嚴謹的工作作風。在他身邊我深受教育，他夜以繼日，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和作風，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周副主席每天從上午12點直到晚上8點持續緊張地工作，8點多鐘吃晚飯，稍事休息後，馬上又投入工作中，直到第二天清晨5點多鐘才休息。有時夜間二三點時實在太疲勞了，他就在桌子上趴一會兒，打個盹，不到半小時就醒來又接著工作到天亮。有時夜間我在他身旁，看到他細緻地審閱各地打來的電報，內容多是同軍事有關的，黨政工作方面的也不少。當時他是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各方面的電報都要看，重要的問題還要送交毛主席，有些電報他看完後還要寫批示，或親自起草回電，工作是十分繁忙辛苦的。他唯一的娛樂就是在晚飯後的一個多小時里和我們一起打百分（一種撲克牌的玩法）。當時湊在一起的還有任弼時同志、陸定一同志和我三個人，有時我和周副主席打雙家，他的腦子很好，誰打出去什麼牌，他都記得，誰手上還有什麼牌，他也算得准。
我們看到周副主席的工作實在太辛苦，就向他建議是否找一兩個秘書幫助一下，他都搖搖頭。在轉戰陝北期間，他沒有設一個專職秘書。一次深夜在周副主席辦公室我向他建議，到全國解放後能否找幾個同志協助工作，他表示贊成，但說要完全靠秘書也是不行的。
周副主席的工作是沒有白天黑夜的，他的這種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真是感人肺腑。
在我跟隨周副主席工作的日子裡，見到他總是操勞革命和戰爭的大事，難得有一點空閑時間。1947年10月上旬，周副主席和弼時同志邀請我和童小鵬等同志到佳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