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土、許真
1946年，在我黨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期間，上海思南路107號（現為思南路73號）的大門上，釘有一塊銅牌，上鐫有三個大字：「周公館」。銅牌下端還有一行英文字，直譯就是「周恩來將軍官邸」。
這所當時為中外輿論界十分關注的住宅，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上誨辦事處的所在地。「周公館」，是為適應蔣管區具體情況的對外公開名稱。自1946年5月初隨著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而由重慶東遷，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談判最後破裂而撤返延安，在這風雲變幻的7個多月中，周恩來同志——當時我們稱他「副主席」，外國人稱他「周將軍」——經常奔忙往返於南京——上海——南京之間，同國民党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談判。思南路107號，就是他受黨中央、毛主席之重託，在國民黨盤踞下的上海指揮戰鬥的總部。那些戰鬥的日日夜夜，今天回想起來，還感到那麼親切！
「周公館」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一底三樓獨立式花園洋房。南面，隔花園與梅蘭芳公館相望。自1946年三四月間我們一些先遣人員「頂」下了這所房子後，除面向梅公館的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國民黨特務的眼睛盯上了。這裡過去是法租界很安靜的高級住宅區，沒有店鋪，更沒有叫賣的小攤小販。可打從我們一住進，門前突然熱鬧起來了。馬路對面設了個從不見有人光顧的皮鞋修理攤。一些拉三輪的，裝作候客總停在門口。賣香煙的小販，剃頭挑子，也在我們門前晃來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腳的演員。周公館周圍有好幾家房子，被特務機關強「租」下供作監視點。他們在對面思南路98號上海婦孺醫院設立了秘密監視據點，並根據上海警察局長宣鐵吾的密令，黃埔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詳細上報記錄當天情況的《監視專報》。在正對我們大門的一間屋內，還設有攝影機，拍下進出周公館的每一個人。
周公館靠北的一面住著陳家康、徐克立（南方局婦女組）夫婦。他們窗外下面是一條僻靜的小巷。這條小巷，也是有眼睛盯著的。我們的人從市區回來，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間的窗檯。為了安全計，我們在這個窗台上擺著一盆菊花作為信號。每當有敵特或他們僱傭的地痞流氓要來搗亂時，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個電話問問，到家時還要先抬頭看看這個窗檯，見花盆還在，才能撳鈴進門。
周副主席、董老他們極重視安全保衛工作。每當接見一些過滬的地下黨員時，除了談形勢、談工作外，總要詳細地、具體地指導他們躲避特務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識的當時地下黨的同志，日後和我們聊起這些情況時，深為領導同志對敵區幹部這樣的關切、愛護感嘆不已。
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的和平談判，主要在南京進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裡四次來上海，在他的「公館」里小住。有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時則住得時間長些。
對於舊上海，各式各樣的評論多矣，什麼「十里洋場」、「冒險家的樂園」、「上海灘」等等，都生動地表述了它陰謀、黑暗、無恥的一面。它是反動、黑暗勢力的大本營，蔣介石就是在這裡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國工業和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時也是革命、進步的大本營，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國文化、科學、技術最為發達的地區。可以說，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都集中在那裡。據當時看到的材料，那個時期國民黨統治地區百分之八十的黃金貯存在上海，國民黨政府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來自上海。上海那時實際上是國民黨的命脈，也是我們黨在國統區開展外事工作、統戰工作、社會工作、宣傳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個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來上海還有一條重要原因，即談判鬥爭的需要。誰都知道，那時國民黨蔣介石毫無和談誠意，它只是利用和談作為部署全面內戰的煙幕。要在中國實現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廣大人民群眾徹底揭露國民黨假談真打的陰謀。周副主席把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課」。他說：我們明知馬歇爾、蔣介石是在搞欺騙，明知談判不會有什麼結果，但不能不和他們談判，因為人民不了解，我們不談就會孤立。我們一定要通過事實，也通過我們的努力，完成這「教育人民的一課」。
國民黨一方面在美國的全力幫助下，運用一切手段通過陸、海、空加緊運兵、運軍火，蔣介石本人也特意飛往廬山牯嶺避風，讓下面將領放手大打，妄圖造成以武力消滅我黨我軍的「既成事實」；另一方面採用政治欺騙手段，製造和談空氣，散布和談幻想，企圖沖淡其在軍事上大舉進攻解放區的嚴重事實，誘使輿論誤以為它還是願意談判，談判還是有希望的。
每當這種時候，恩來同志就從南京來到上海。他氣憤地對我們說：我不能繼續呆在南京，去客觀上幫助蔣介石製造一種談判還在繼續，談判還有希望的假象。蔣介石和美國方面在談判中蠻不講理，施加壓力，以為我們是怕他們的，逼我們割地求和訂立城下之盟。可我們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乾脆離開南京了。我來上海，就是要讓全國、全世界都知道，和談受到了挫折，正處於僵局、停頓狀態。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談判還沒有恢複。
恩來同志在接見外國記者時曾說，由於國民黨政府拒絕保證停戰，他已暫時退出南京談判，不再與政府及美方代表進行毫無意義之磋商。除非同意重開唯一有權討論停戰問題之軍事三人小組會議，否則他將不返回南京。至於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組，討論範圍僅以改組國府委員會為限，值此內戰正繼續進行之際，此五人小組成就如何，實無任何實際意義可言。
那時，我們在時事政策學習中，曾爭論過一個問題：蔣介石最終會選擇戰，還是和？
有的同志認為：對蔣介石來說，不打，還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則明擺著迅速導致徹底毀滅。蔣介石是個聰明人，他總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後來聽喬木（即喬冠華，以下同）同志談，副主席聽到這個說法後，笑了笑說，不要替蔣介石設想他是打聰明些，還是不打聰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們共產黨人的邏輯辦事的。他站在極端反動的立場上，只能妄想消滅我們，只能打。他在別的事情上可能是聰明的，但在這樣歷史性選擇的大問題上，他不可能聰明，只能是愚蠢的。
周公館裡，最激動人心的，莫過於副主席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了。
招待會上，副主席那鏗鏘有力，帶點兒淮安口音的普通話，至今仍迴響在我們耳際，遙遠，然而清晰。
他指點著地圖，面對擠滿會場的百餘名中外記者，滿腔義憤地揭露蔣介石在各個地區挑動內戰的詳情。他分析形勢，講我們必勝的根據。有時講得慷慨激昂了，就離開翻譯章文晉同志，一面指著作戰形勢圖，一面直接用英語講起來。翌晨，翻閱英文報紙時往往可以發現，外國記者在報道時，常喜歡特別說明哪些段落是「周將軍」親口用英語講的。副主席就這樣努力通過中外記者之筆、之口，向全國、全世界闡明事實真相和我們黨的立場。
周副主席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之激動人心，還因為這種場合往往要與國民黨特務面對面鬥爭。
招待會在周公館一樓大客廳舉行。但因到會的記者太多，大客廳里坐不下，還有許多人要坐到一樓平常用來吃飯的廊廳里。因此副主席總是站在大客廳通廊廳的門中間，一半身子在客廳，一半身子在廊廳。大門敞著，以便讓盡量多的記者來參加。這樣，便可以從大門外望見站在客廳與廊廳之間的周副主席的半邊身子。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記者發表講話，管保衛的同志悄悄告訴他，大門口站著好幾個帶槍的特務，請副主席站進客廳里，不要讓半邊身於暴露在外。副主席一聽大怒，乾脆走到直通大門的平台上，大聲向門外帶槍的人喝斥道：「你們誰是特務？站出來讓大家看看！我是你們的政府請來談判的，你們竟敢對談判代表採取這樣卑鄙的手段！」副主席這種凜然正氣和大無畏精神，竟把那幾個特務給嚇跑了。
我們後來稱之為民主人士、愛國人士的，當時他們自稱為「第三方面人士」，意為既非國民黨一方，亦非共產黨一方之「第三方面」也。迨1946年底，馬敘倫先生在上海《文匯報》撰文《再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陣線》指出：自國民黨當局公然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召開國民黨一黨包辦的非法國大之後，中國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兩個方面，不容許在這兩個方面之外還有個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這個名詞以後在爭取民主時期應不再出現。馬敘老這篇宣言性的文章發表之後，才基本上不再見有人自稱或被稱「第三方面」。
周副主席是做統戰工作的模範。他尊重、理解朋友們，這些朋友們也很尊重他，信賴他。他有時同朋友們聚談，討論，有時做耐心的解釋。
我們素所敬重的孫夫人宋慶齡先生曾與副主席在上海多次會面，親切晤談。我們也曾見宋慶齡先生親臨周公館訪問副主席。郭老那時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