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
1978年3月5日，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80誕辰。這是一個激起億萬人民無限追思的日子。此時此刻，我想起總理的光輝業績，想起總理的崇高品質，想起總理對我的親切教導，想起總理對我一家幾代人的深情關懷，就止不住熱淚盈眶。總理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我眼前。
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是1924年，在廣州。當時我們黨和國民黨實行第一次合作，孫中山先生根據我們黨的提議領導國民黨改組，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全中國處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軍閥的民主革命的高潮。周恩來正是在這個時候，於1924年從巴黎回到廣州，投身於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他是黃埔軍校的6個籌委之一。黃埔軍校成立後，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我父親廖仲信任黨代表。他們兩人一起合作共事，常在一起。當時，周恩來同志雖然還很年輕，但卓越的領導才能已經顯示出來了。
1924年，我已16歲，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門口，看見一個穿著白帆布西裝的人進來，同我父親低聲交談了好一會。他炯炯的雙眸和兩筆剛毅的濃眉，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問父親：「這人是誰？」父親說：「你還不認識他？」我說：「不認識。」父親帶著敬意地說：「他就是共產黨的大將周恩來！」
1925年8月20日，我父親遭國民黨反動派暗殺，當天周恩來同志就趕到醫院探望。為了徹底追查幕後策劃者，周恩來同志參加了「廖案檢察委員會」。他和楊匏安同志一起，積極認真地追查廖案兇手。周恩來同志還親自審訊兇手，並寫了一篇《勿忘黨仇》的紀念文章，斷定暗殺是一個「很大的黑幕陰謀」。果然，黑幕被揭開了，那是帝國主義和整個國民黨右派集團乾的事，出面組織和收買兇手的是胡漢民的親兄弟胡毅生及其死黨朱卓文、鄒魯、吳鐵城、許崇智以及西山會議派，都是參與這個暗殺陰謀的。可是汪精衛大哭大鬧，頑固地反對立即處決這些右派大頭目。汪精衛採取的措施只是什麼「下半旗」、「國葬」等無關宏旨的瑣事，僅把這些右派頭目驅逐出廣州就完事了。當時這些國民黨右派分子是被清除了，但是蔣介石卻竊取了肅清右派的勝利果實，乘機奪取了黨政大權。而上述那些右派分子，後來一個一個到了南京，成為蔣介石的上賓。
1926年，又發生了「中山艦事件」。這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打擊共產黨的反革命陰謀。當時，毛澤東、周恩來和陳延年等黨的領導人，都主張同蔣介石鬥爭。可是，右傾投降主義分子陳獨秀卻無恥地為蔣介石辯護，妥協退讓，任憑蔣介石進一步篡軍奪權。後來，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被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斷送了。
我同周恩來同志再次見面，中間隔了10年的歲月。這期間，周恩來同志領導了南昌起義，後來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當中國革命面臨夭折的危險時刻，在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同志堅決支持毛主席，擁護毛主席為我們黨的領袖。遵義會議以後，毛主席領導我們黨同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進行了尖銳的鬥爭。張國燾把中央派到四方面軍的幹部殺了不少，包括同李克農、錢壯飛同志一起對保衛上海黨中央的安全做出決定性貢獻的胡底同志，也被張國燾秘密殺害了。被害的還有曾中聖同志、鄺繼勛同志等人。張國燾還把四川省委派進川陝蘇區的幹部幾乎殺盡。當時我和羅世文、朱光同志等也被張國燾監禁起來。四方面軍同二方面軍進入甘肅、寧夏，到了黃河邊，周恩來同志一路上打聽一些同志和我的消息。最後，在往預旺堡的路上，周恩來同志碰到了我。
我看到周恩來同志，心情萬分激動，自廣州一別，10年未和他見過面。10年前我見到周恩來同志時，我還是個中學生；10年後再見面時，我已經是個共產黨員了，但那時卻是個被張國燾「開除」了黨籍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見到周恩來同志，不知該怎麼辦。我心想：是躲開還是不躲開呢？旁邊還有人押著我，如果我和周恩來同志打招呼、說話，我怕會給他帶來麻煩，因為張國燾是個心狠手毒的傢伙。我正在躊躇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走過來了，看見我被押送著，他臉上沒有任何錶情，若無其事，也沒有說話，但同我緊緊地握了手。當天晚上，周恩來同志派通訊員找我到司令部去。我進屋後看見一大屋子人，張國燾也在。張國燾明明知道周恩來同志認識我，卻陰陽怪氣地問：「你們早就認識嗎？」周恩來同志沒有直接回答他，卻轉而厲聲問我：「你認識錯誤了沒有？」「認識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來同志便留我吃飯。吃飯時，周恩來同志只和張國燾說話，也不再理會我。吃過飯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個禮就走了。周恩來同志考慮問題很周到，鬥爭藝術很高超，如果他不這樣問我，當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腦袋。自從周恩來同志把我叫去以後，我的待遇明顯改善，不久，我就被釋放了。
長徵結束後，我在延安《解放》雜誌社工作。周恩來同志經常在外，隔一段時間，就回來一次，有時就在中央禮堂作報告。1937年10月，毛主席派我到蔣管區工作。上海失陷了，我就奉命到了香港，在香港組織半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1938年，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我由香港飛到了武漢。周恩來同志明確指示我，在香港要大張旗鼓地為八路軍、新四軍搞募捐工作。這樣一來，海外僑胞和國外朋友捐了不少錢、醫療器械和藥品、車輛等物資。這些物資，先通過廣州北運，以後又通過海防轉到延安去。後來，國民黨卡住，不讓這些物資運進口，我們只好把捐款先存起來。1940年，我又同張文彬同志一起到重慶，參加周恩來同志親自主持的會議。當時，周恩來同志在會上嚴厲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捐款要交給國民黨」，「在廣東不要搞游擊隊」等錯誤觀點。
1942年，香港淪陷後，我在韶關附近的樂昌被國民黨逮捕。周恩來同志代表我黨多次向國民黨抗議、交涉，要求釋放，但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不會有結果的。我母親要去重慶，蔣介石也不讓去。直到1946年初，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時，敵十一戰區副長官馬法五、四十軍副軍長、參謀長等被我俘獲，我們黨和國民黨經過多次談判後，我方釋放馬法五等人，國民黨釋放葉挺同志和我。1946年1月22日下午，我由重慶歌樂山頂上押送到舊政協邵力子辦公處。當時我還不知道是釋放，以為又要轉移到別處繼續監禁。可是不久，我忽然聽到樓下有人咳嗽，那是周恩來同志的聲音，當時我渾身血液都沸騰起來了，我激動得說不出半句話。他一進門，見到我，便同我緊緊擁抱起來。真是久別逢親人，難表赤子心。見到周恩來同志，才知道我已回到了黨的懷抱。後來組織上安排我到紅岩休息了一段時間。一天，周恩來同志又來看我，對我說：你已是「七大」的候補中央委員了，你有了些粗線條的表現，罵過蔣介石，敢頂他，同志們選舉你，但你還有不少缺點。你要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處處要注意政治影響。周恩來同志又一次對我進行教育和幫助，使我對自己有些較清醒的認識，經常警惕自己的缺點。1946年5月，我跟隨周恩來、董老、鄧大姐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團，在梅園新村，得到周恩來更多的教育和幫助。全面內戰爆發後，9月，我回到延安，在新華社工作。1947年3月，國民党進犯延安，轟炸延安。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從延安撤出。在撤出之前，毛主席和周恩來找我去布置任務，明確指示：延安電台一停播，晉冀魯豫電台就接上，保證陝北電台的聲音不中斷。在撤出延安的前一個鐘頭，周恩來還親自到楊家嶺、棗園、王家坪、清涼山各機關仔細檢查，看看忘了什麼，遺留下什麼東西沒有，非常仔細和周密。我們在過黃河以前，周恩來找我再一次布置任務，將新華社的幹部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范長江同志帶隊，跟毛主席和周恩來走，這一部分同志的工作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我同大部分同志到晉冀魯豫解放區，保證陝北電台的聲音繼續不斷和新華社發稿日常工作繼續進行。
全國解放後，我和周總理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他老人家對我的教育、批評也就更多。無論是工作、作風、思想，周總理對我要求很嚴格，對我的缺點和錯誤，有時當面向我指出，有時在有關同志面前對我作嚴肅批評。鄧大姐對我也是這樣，看到有什麼缺點和錯誤就及時對我指出。周總理對同志是十分關心的，對越熟悉的同志要求就越嚴格。我每想到對我的批評教育，就從內心感激周總理。象我們這樣年紀老一點的，做了一點工作，就很容易說當年如何如何。周總理從來不這樣，他對自己要求更嚴格。他常給我們講過去自己有哪些不足之處，他越講，我們就越覺得他偉大。1972年8月中旬，周總理同回國大使談話，談了兩天，嚴格要求自己，深刻解剖自己，一點也沒有擺老革命的架子，一點也沒有以為自己對革命有過貢獻，就居功自傲；相反，非常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