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可·艾詩禮
「不可能犯罪」的歷史跟推理故事一樣悠久。十八世紀末流行的哥德式推理故事中，包含了大量疑似鬼屋的故事，雖然結果都脫不了跟秘道有關。例如安·雷克立夫（Ann Radcliffe，一七六四至一八二三，英國小說家）的《烏多夫堡密辛》（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連霍夫曼（E.T.A.Hoffmann，一七七六至一八二二，德國浪漫主義小說家）的〈史屈黛麗小姐〉（Mademoiselle de Scudari，1819）也不出這個範疇，不過後者已經初具密室謀殺的雛型了。
第一篇沒有仰賴秘密通道、可稱為原汁原味的密室謀殺故事，應屬約瑟夫·謝里登·勒·法紐（Joseph Sheridan Le Fanu，一八一四至一八七三，愛爾蘭作家）刊登在一八三八年十一月份《都柏林大學期刊》（The Dublin Uy Magazine）上面的〈愛爾蘭女伯爵秘辛中的秘道〉（A Passage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an Irish tess）——儘管標題上面有著秘道二字。時至今日，勒·法紐最為人所稱道的恐怖小說，是像《西拉斯伯父》（Uncle Silas，1864）這一類包括許多密室謀殺點子的著作，另外還有吸血鬼故事〈卡蜜拉的肖像〉（Carmilla，1872）。在勒·法紐的作品中，只缺一名具備破案熱情的偵探。不過這一點很快就由愛倫坡在〈莫爾格街兇殺案〉中補足了（刊登於一八四一年四月號的《葛拉翰雜誌》），該篇故事替偵探故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情節恐怖詭譎，是不折不扣的密室推理案件。
十九世紀中葉出現了另外幾篇密室謀殺故事，最知名的也許是威爾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九，英國推理小說的始祖）的〈極怪之床〉（A Terribly Strange Bed，刊登於一八五二年四月號《家庭文學》（Household Words））。該篇故事由英國大文豪狄更斯負責出版，我有點訝異狄更斯竟然不曾創作過「不可能犯罪」的故事，因為他一定能寫出很棒的作品。總體而言，維多利亞中期的不可能犯罪，保留了過多哥德時期的特色，當時看來雖然極具創意，於今卻顯得過於陳腐。這也是我未將那些故事重新付印的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則是，那些故事多半可以在原創作者的選集中找到。我唯一編列的一篇是湯瑪士·貝里·艾迪奇的〈瘋子〉，這篇作品比當時其他小說更具原創性與現代感。
不可能的犯罪故事真正大行其道，是發生在一八九二年，有兩部重要作品出版後才造成的旋風。首先是贊格威爾（Israel Zangwill，一八六四至一九二六，英國猶太裔劇作家、小說家）所寫的《弓區大謎案》（The Big Bow Mystery，1892），該小說於倫敦《星辰晚報》（The Star）上面連載。這是首部以密室謀殺為題的長篇小說。贊格威爾在下筆之前已構思多年，作者的創意與才情在小說中展露無遺，秘道與其他機關皆不見了。這是一本純粹以智取勝的犯罪故事，必須憑藉旗鼓相當的本事與推理能力才能破解。小說連載其間，讀者紛紛投書提出自己的破解辦法——但是沒有一項是對的——密室推理的刺激與魅力可見一斑。另一項出版品則是福爾摩斯探案的〈斑點帶子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刊登於一八九二年二月號《史傳德雜誌》）。福爾摩斯的爆紅是眾所皆知，作者柯南·道爾愛極了異常的犯罪手法，而福爾摩斯的故事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正是因為裡頭所有的犯罪手法都非常詭異，因而對福爾摩斯的推理能力構成極大的挑戰。福爾摩斯對普通犯案毫無興趣，但奇怪的是，該系列中不可能的犯罪篇數非常少，嚴格說起來只有兩篇，另一篇是〈雷神橋之謎〉（The Problem of The，一九二二年二月號《史傳德雜誌》），講述一個看不到兇器的謀殺案。
《弓區大謎案》和〈斑點帶子案〉出版時，正值大眾小說性質的雜誌開花結果之際，結果為不可能犯罪故事開啟了一扇大門。維多利亞末期及愛德華時期的作者熱愛不可能的犯罪，柯南·道爾進一步寫出經典故事〈失蹤的專車〉（The Story of the Lost Special，一八九八年八月號的《史傳德雜誌》），內容是講火車硬是從鐵軌上消失了。梅德（L.T.Meade，一八五四至一九一四，愛爾蘭女作家）在她的犯罪小說中，提供更怪異的破案方式，尤其是那些收錄在《推理傑作選》（A Master of Mysteries，1898）的故事為甚。
不可能犯罪故事的下一步重大突破，是出現在一九〇五年。美國作家傑克·福翠爾在《波士頓美國人》連載〈逃出十三號牢房〉（於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五日止），並向報紙讀者提出挑戰，看誰能想出正確的破案方式。故事以人稱思考機器的數學教授凡杜森為主角，此人推理能力超強，再離奇的案子到他手中都能迎刃而解。凡杜森在第一篇故事中給了自己一項挑戰：要從戒備森嚴、隨時有人看守且有如密室的監獄中脫逃。他的逃脫手法，仍是小說史中最精採的經典之一。福翠爾在接下來的六年里，又寫了幾十篇思考機器的故事，但並非所有故事都已出版成書。這些故事的題材包括物品從房中不翼而飛、車子在路上無故消失、甚至一整棟房子都不見了。可惜福翠爾在一九一二年隨著鐵達尼號沉船去世了。
艾德格·華萊士（Edgar Wallace，一八七五至一九三二，在英國有「驚悚之王」的推理作家）也在一九〇五年出版極具巧思的《四義人》（The Four Just Men）。華萊士自行出版此書，而且故意不刊登結尾，提供獎金讓讀者破解一椿光天化日下有警察圍守（但未碰觸）的密室殺人案。想也知道，華萊士在他的小說和故事中，使用多次的密室技法，一名男子被在密室中被瓦斯毒死的《深紅圈》（The Crimson Circle，1922）應該算是最精採的一部了。
繼《四義人》出版後不久，暢銷的密室推理《黃色房間的秘密》（The Mystery of the Yellow Room，1908）也跟著出版了。作者是卡斯頓·勒胡（Gaston Leroux，一八六八至一九二七，二十世紀初法國著名的記者暨作家）——他的作品以《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1911）最為人所知——這部小說如今仍在全球印行，是手法最成熟的密室推理作品之一，故事中的名探費得力克·拉桑與報社記者喬瑟夫·胡爾達必競相破案，更增添了許多趣味性。
一九一一年，G.K.卻斯特頓（Chesterton，一八九七至一九五七，英國推理文壇的先驅）的《布朗神父的天真》（The Innoce of Father Brown）一出版，便將不可能的犯罪推上最高點。此書裡面的故事，先前已在《說書人》（The Story-Teller）造成轟動（從一九一〇年九月號開始連載）。《說書人》的編輯亞瑟·史柏吉恩對卻斯特頓的作品極為欣賞，他如此贊道：「情節精采，環環緊扣，我相信它們將成為本世紀最傑出的偵探故事。」布朗神父的探案系列共有五部，其中許多故事都屬於不可能的犯罪，尤其是《布朗神父的懷疑》（The Incredulity of Father Brown，1926）當中的故事。
與布朗神父同時間出現的另一個精采角色，是梅爾維爾·大衛森·卜斯特筆下的亞伯納叔父，雖然《亞伯納叔父名案集》這本合集一直到一九一八年才出版，但是故事其實從一九一一年以來，就一直在《周六晚郵》（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和其他雜誌上刊登過了。其中奇蹟式的謀殺案雖然都很傑出，但可惜篇數太少了。本合集重新付印大衛·瑞威克推薦的〈都多爾夫殺人事件〉，保證是精選之作。
卻斯特頓和卜斯特活躍於一次大戰時期，並邁入二〇年代，這段期間的不可能犯罪故事的產量比想像中少，儘管此種小說的形式已臻成熟，因此連伍德霍斯（P.G.Wodehouse，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五，英國小說家、抒情詩人、劇作家）都能依樣畫葫蘆寫出評價還不錯的戲謔之作〈歐克斯警探的教訓〉（The Education of Detective Oakes，刊登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號《皮爾遜雜誌》），故事裡有名男子被毒蛇咬死而暴斃密室之中。
費洛·范斯（Philo Vance）的創造者范達因（S.s.van Dine，一八八八至一九三九，美籍作家暨藝術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