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家人團聚——陳雲組織西路軍幹部學習軍事技術——鄧發在新疆主持批判張國燾路線——李特、黃超之死——張國燾出走——周恩來等對張國燾進行最後挽救——張國燾叛變——中央宣布開除張國燾黨籍
「七七」事變後，中國開始全面抗戰。國共合作新局面的形成，使國內的階級矛盾降到次要地位。1937年8月，根據國共雙方談判的協議，決定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分三個師奔赴抗日前線。後方組成陝甘寧邊區政府，林伯渠為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因林老去西安搞統戰工作，張國燾又做了代主席。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暫時告一段落。
張國燾在邊區政府主管一些後方工作。如徵收公糧，撫恤軍烈屬、殘廢軍人和管理邊區財政事務。張國燾情緒低落，很少管事。日子過得很無聊。雖然他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很多會議他也不去。應該指出的是，他的生活條件還是相當不錯的。邊區政府所在地是延安最好的房子——當年傳教士修建的。張國燾住的房間有地板、彈簧床。而當時延安街道只有一些破舊的小房子。絕大多數人上至毛澤東，下至老百姓都住窯洞、睡土炕。張國燾的隔壁住著秘書長伍修權，張國燾總疑心伍修權是中央派來監視他的。後來伍修權在回憶錄中也不否認這一點，他說：「這是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確有這麼個含義，看張國燾是否搞鬼。……當時我還是儘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對張國燾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對我也一樣，彼此互懷戒備，心照不宣。」
在政治上，張國燾是一個失敗者，但在個人生活上卻得到了補償。1937年9月，與他分離七年的夫人楊子烈得知張國燾的消息後，千里迢迢從上海趕到延安，與張國燾團聚。楊子烈是中共早期的黨員。張國燾去鄂豫皖後，他們就失去了聯繫。上海中央遷往江西蘇區後，楊子烈沒有生活來源，靠勞動自食其力，學會了產科護理。幾年來，她一直躲避國民黨的搜捕，歷盡千辛萬苦。但她一直在等著張國燾，沒有改嫁他人。她的到來無疑對張國燾是極大的安慰，也使張國燾過上了一段安定的家庭生活。不久，他們9歲的兒子也從家鄉來到延安，一家人得以團聚。
在延安，張國燾一家共享天倫之樂。毛澤東忙著指揮八路軍抗日鬥爭。張國燾以為暴風驟雨已經過去，在公開場合，他們相互之間還比較客氣。張國燾在黨內還坐在前幾位上。1936年7月25日，毛澤東在會見來訪的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時，談到長征勝利的原因，特別指出：「黨之所以不可戰勝，再一條原因在於有人才，有一批革命的幹部。他們才能非凡，智勇雙全。朱德、王明、洛甫、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彭德懷、羅邁、鄧發、項英、徐海東、陳雲、林彪、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賀龍、蕭克同志，還有許許多多為革命獻出了生命的優秀同志，通過所有這些同志的通力合作，創造了紅軍和蘇維埃運動。這些同志以及正在成長的一代新人，將領導我們走向最終勝利。」斯諾解釋說：「由於這些提名似乎同長征的主要提法唱的是反調，以前我沒有使用它們。但今天看來，這些話語也許具有某些歷史價值。毋須提請讀者注意毛排列這些人名的次序，也毋須提請注意這樣的事實，即其中包括那些毛不久之前剛剛與之作過鬥爭，並將再次與之鬥爭的人，更不用說那些被刪掉的人名了。」
斯諾所指這裡被毛澤東讚揚而後打倒的人，包括張國燾。這也表明，毛澤東當時對張國燾的處理是慎重的。還沒有把他歸入敵人之列。
1937年底，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又在遙遠的新疆開展起來。這是在中央代表鄧發的主持下，在原西路軍駐新疆人員中進行的。
1937年5月，西路軍工委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領西路軍倖存的幹部戰士400餘人到達新疆後，受到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等熱烈的歡迎和妥善的照顧。他們到了迪化（烏魯木齊），進行休整。陳雲同志非常關心西路軍同志，讓他們吃得飽，穿得暖。還為他們檢查身體，治療疾病。為了在新疆安心住下去，陳雲與新疆督辦盛世才商量，將西路軍人員編為「盛督辦新兵營」。盛世才與蘇聯關係密切，並得到蘇聯的大量援助，此時對紅軍的態度還是不錯的。有了編製和稱號後，陳雲把大家組織起來，進行學習。他親自給大家講課，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政治時事。這些經歷多年戰鬥的紅四方面軍同志，大多文化水平較低。陳雲的課使他們感到很新奇，很多道理還是頭一次聽說。如什麼是無產階級，什麼是資產階級，有人只會說：「無產階級是窮人，資產階級是有錢人。」陳雲同志運用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給大家解釋階級學說。至於什麼叫「左」傾，什麼叫右傾，路線是什麼，就更搞不清楚了。當講到兩條路線鬥爭時，很多人誤解為敵人在這邊是一條路線，我們在另一邊打仗就是兩條路線。陳雲感到，張國燾的愚民政策真是害人，只有把這些同志教育好，才能提高他們對錯誤路線的認識。陳雲對政治學習抓得很緊，但他掌握著一個界線：不談張國燾路線，也不指責四方面軍和西路軍犯了錯誤。因此，他與西路軍同志的關係相當融洽，大家對陳雲都很尊敬。
在學習政治理論的同時，陳雲還組織大家學文化。原來在四方面軍中，有文化被看成是危險的事。張國燾對知識分子一貫是懷疑和不信任的，對有不同意見的往往是殘酷打擊，甚至安上「改組派」、「第三黨」的罪名殺掉。因此，在廣大指戰員中形成這麼一種觀念：「沒文化比有文化好」，「沒文化一樣打勝仗」。陳雲耐心教育大家，學文化是學習一切知識的基礎，只有學好文化，才能掌握軍事技術。大家思想通了，學習很賣力。他們自選教員，自編教材。官教兵，兵教官。李先念政委盡自己的能力，為戰士解答疑難問題。後來延安來了幾位幹部，有幾位從蘇聯回國的幹部，也來給大家上文化課。為了將來上抗日前線，他們還學了一些戰場上實用的日語，如「優待俘虜」、「繳槍不殺」。學文化在「新兵營」中形成了一股熱潮。
1937年秋天，陳雲同志向大家宣讀黨中央電報指示：「嚴守紀律，安心學習。」根據陳雲與盛世才協商的結果，紅軍戰士分成幾部分，學習軍事技術。據1939年的統計，學汽車的67人，學裝甲車的50人，炮兵87人，無線電24人，空軍42人，獸醫10人。還有派往蘇聯學情報工作的20多人。他們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克服種種困難，掌握了一門軍事技術。回到延安以後，他們多數被派往東北，在解放戰爭時期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第一批炮兵、坦克兵、航空兵的創建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有了特種部隊，真是如虎添翼。這些成就還要歸功於西路軍同志在新疆刻苦學習的結果。
遺憾的是，陳雲和西路軍的同志相處了不到半年就分開了。1937年11月14日，一架來自蘇聯的飛機到達迪化。上面坐著從蘇聯回國的王明、康生。王明接見了西路軍同志，簡單講了統一戰線，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話，便叫陳雲和他們一起上飛機回延安。大家與陳雲依依惜別。
過了不久，中共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來到迪化，接替陳雲的工作。鄧發來新疆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在西路軍人員中開展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鬥爭。他向大家傳達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和主要精神，在大家心裡造成了很大震動。雖然他們知道張國燾在延安已經受到批判，但沒想到會如此嚴重。張國燾畢竟是他們多年的領導，他的影響不是一下就能消除的。西路軍工委的負責人遵照中央的決議，進行了學習討論。張國燾平日的錯誤行為和作風，他們是了解的。11月27日西路軍工委通過了一個決議，對張國燾路線作了第一次批判。
《決議》指出：兩年來一切政治事變的發展，完全證明了黨中央路線的正確。同時證明了國燾同志對中國革命形勢的估計是機會主義的。他當時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高潮之間」，因此他要紅軍退守到偏僻地區，等待革命形勢到來。由於他這種機會主義的估計完全違反了黨中央的路線，結果竟走到公開不執行黨的決議和指示，領導一部分紅軍南下退到西康躲避起來。
由於國燾同志政治上的錯誤，一直走到組織上分裂黨的行為，以致成立第二中央。這種行為是完全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的，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在國燾同志的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領導下面，曾經採取了許多非布爾什維克的黨內鬥爭方式。特別是公開貼標語反對黨中央領導同志，造謠誣衊中央負責同志，濫用職權撤銷軍委主席朱德同志的職務。甚至用肅反的辦法代替黨內思想鬥爭，來對待擁護中央路線的同志，如王透、胡底的被捕。
《決議》認為：國燾的南下退卻路線及成立第二中央的違反黨組織原則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昌浩同志亦是當時的主要負責者之一。這種錯誤的結果，是直接削弱了當時紅軍的力量。西路軍的失敗是與國燾同志的錯誤有密切聯繫的，如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