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的初步檢討——凱豐發表批判長文——羅瑞卿考察四方面軍部隊——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張國燾——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議——鬥爭擴大化——延安紅大「暴動」事件——毛澤東為許世友等人平反——陳昌浩檢討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徐向前的反思——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
自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便開始了批判張國燾的準備。最初的工作是秘密進行的。當紅軍總部人員隨朱德、張國燾到達保安後，毛澤東會見了一些幹部，了解情況。王維舟同志回憶：在保安，他與劉伯承同志一起去見毛主席，他向毛澤東當面報告了張國燾的叛黨，反對中央，挑撥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和對他們的歧視打擊的事實。毛澤東對王維舟說：目前因紅四方面軍在甘北尚未完全過河與中央會合，同時紅四方面軍幹部還未完全認識到革命由於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對這個問題要深入檢查，希望你準備。同時還囑咐他要暫時保密。
張國燾來到中央後，雖然還保留著紅軍總政委的職務，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一些具體事情都不管了。他已經不能像當初在紅四方面軍中那樣說一不二，稱王稱霸。這期間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與張國燾談了幾次話，指出他的錯誤，希望他對中央有個交代。他自己也意識到錯誤的嚴重性，於是張國燾在1937年2月6日寫了《從現在來看過去》一文，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初步檢討，承認了五點：
第一，沒有充分估計到五次「圍剿」中的客觀情況，五次「圍剿」中敵人採用戰略戰術的特點，和中國革命不平衡發展的特點，這樣就過分估計了五次「圍剿」中的主觀錯誤。
第二，在中央紅軍突圍成為必要後，敵人追擊的嚴重性，遠過於紅四方面軍西征時敵人所給予的壓迫，對於這點，估計也是不足的。這就抹殺了中央紅軍萬里長征的英勇奮鬥，和布爾什維克的堅強。一個數量很大的紅軍的萬里長征，減員是不可避免的情況，終於達到紅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目的，和大批幹部的保存，正是表現著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在這一點上不應當超出黨中央決議上的批評。
第三，因為有了上述兩個觀點，同時對五次「圍剿」所受的損失也估計過分，就發生當時對中央所提出戰略方針的懷疑。雖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針，但將中央北上之方針了解成為這不過是長期大規模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爭的實際，提出了在比較更西北地區來創造根據地的另一戰略的意見。
第四，同樣對於中央蘇區對黨、蘇維埃和紅軍各方建設工作所獲得的成績估計不夠，並對中央同志根據中央蘇區經驗所給予四方面軍的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表示不接受和誤解。
第五，在左路軍北上受到阻礙的條件下，以為北上既然會成為大規模運動戰，倒不如乘虛南下。因此，成為北上和南下的對立，紅軍分開行動，發展到對中央路線不正確的了解和組織上的對立。
張國燾用晦澀的文字很不情願地承認錯誤。當初他罵中央是「逃跑」，現在換成了「大規模運動戰」。他另立中央，開除毛周張博的黨籍，僅僅說成是「組織上的對立」。如此的輕描淡寫，文過飾非。涉及要害問題，張國燾仍然不肯認錯。
對南下北上之爭，他說：「假若南下沒有發生黨和紅軍組織上的對立，那麼南下和北上不過是軍事策略上的爭論。如果認為南下是失敗的，那是不應當的。」
對分裂的責任，他承認：「那時黨中央直接領導一、三軍團北上，的確是貫徹北上方針的正確行動。指斥為逃跑路線，就是絕對錯誤。就是紅軍分開行動也不應由北上主張者負責，而應由南下主持者負責。」
對另立「中央」，他承認：「最嚴重的錯誤是組織上的對立。否認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而自稱中央。這是政治上錯誤的結果和組織原則上錯誤的表現，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所不應有的。」
總而言之，張國燾對自己的評價是：「從一、四方面軍會合時起到12月決議時止，這一段時間中我自己的確犯了反黨反中央的錯誤。雖然12月決議開始了轉變，沒有再繼續這一錯誤，向著和黨一致的路上轉變，但這一過去有過的錯誤，是應當嚴重指出的。」
張國燾的第一次檢討，中央是不滿意的。1937年2月27日，凱豐在延安發表了洋洋數萬言的長篇文章—— 《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文章分為13部分，涉及對政治形勢的估計，南下北上問題，一、四方面軍團結問題，黨的建設，肅反，民族統一戰線等方面。我們限於篇幅，無法引用凱豐的全文。其中大部分內容是中央在川西北時就與張國燾爭論過的，我們在前面也敘述過。但是在這篇文章中凱豐透露了一些以前沒有提及的內容，反映了中央對張國燾的問題的基本態度。
關於一、四方面軍草地分裂的問題，凱豐寫道：「當中央發覺國燾私自給徐、陳南下密電時，曾詳述南下的不利，並勸其仍率隊北上。但國燾當時毫無轉機，中央不得不再電國燾。……國燾同志對中央的電報，完全不採納。於是中央給徐、陳指令，並給國燾指令，命令總政委立即率左路軍向阿西、巴西、班佑開進。」他還寫道：「北上戰略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不經過中央政治局，沒有任何人有權力改變這種方針的。國燾身為政委應當堅決執行黨中央的命令，可是國燾卻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變這一戰略方針，這還有什麼政治委員的資格？……以這樣一個糊塗的政治委員怎樣還能去加強黨在紅軍的絕對領導，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係都是這樣糊塗，所以他下面的幹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
張國燾錯誤的性質，經凱豐這樣一說，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國燾給徐、陳的南下電報，陳昌浩都給中央看過，所以中央才與張國燾爭論了好幾天。但是還從未聽說四方面軍哪個人說要「武力解決中央」。凱豐這篇文章是批判張國燾過程中最早提及「密電」和「武力解決中央」問題的，從而給張國燾的錯誤上綱到「路線鬥爭」。
對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凱豐更是大加討伐。他寫道：「國燾的軍閥主義表現在下列問題上：第一，紅軍中的肉刑制度發展到頂點。因為沒有階級的、自覺的紀律，不得不依靠打罵槍殺以維持命令的執行。隨意可以打人，隨意可以槍斃人，這在過去四方面軍中到處可以看到的。第二，對居民的紀律不是建立在與居民的親密聯繫上。因為紅軍是工農的、人民的軍隊，他們不是高踞在人民之上的。第三，愚民政策。不教育紅軍幹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反而只要他們服從、盲從。第四，培植傳令兵系統。這多少是從馮玉祥軍隊中學來的。」
在這篇長文章的結尾，凱豐給張國燾下的結論是：「國燾同志所代表的這種政治路線，是蘇維埃運動中所產生的形式，右傾機會主義、軍閥主義的路線。他的客觀根源則由於中國的軍閥制度和農民狹隘落後意識，流氓破壞意識的反映。他的主觀原因則是由於國燾同志有過去錯誤的根源。在四中全會時，國燾曾反對這種錯誤，但他沒有徹底肅清他的錯誤。在與中央隔離，在沒有中央的領導之下又發展起來。而成為在蘇維埃運動中的右傾機會主義退卻逃跑路線和軍閥、土匪主義的路線。」
凱豐的文章旁徵博引，使用了大量紅四方面軍的內部文件。從卓木碉會議記錄，到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幹部會議上的多次講話，在《幹部必讀》上發表的文章，以及紅四方面軍內部的電報、指示等。說明中央已經比較完整地掌握了張國燾與中央分裂期間的言論和活動情況。這篇文章是全面批判張國燾路線的序曲，高潮還在後面。但是凱豐的文章中把四方面軍貶得一無是處，把這個人數眾多、有光輝戰績的紅軍隊伍醜化成「土匪」、「軍閥」的隊伍，是極左的，帶有強烈宗派主義傾向的。這也為批判張國燾路線中的擴大化傾向開了先例。
張國燾雖然離開了部隊，但他在紅四方面軍中的影響不可低估。此時，西路軍還在河西走廊血戰，陝北的4軍和31軍都是紅四方面軍的老部隊，在紅四方面軍中批判張國燾是否能獲得預期的效果，是否會因此而引起部隊的混亂和失控。毛澤東感到沒有把握。他需要掌握第一手資料，切實了解紅四方面軍部隊的思想情況。1937年2～3月間，他派紅軍大學教育長羅瑞卿以考察部隊的名義，到二、四方面軍走了一圈。
羅瑞卿認真地執行了毛的使命。名義上是考察二、四方面軍，但重點在四方面軍。從2月下旬起，羅瑞卿白天察看部隊的訓練、生活和政務思想情況，晚上聽取各部隊首長的彙報，還找一些主要負責人單獨談話。緊張地走了一個月，3月22日，他在慶陽步校給毛澤東、張聞天和林彪（紅軍大學校長）寫了一個長篇報告。
關於四方面軍的基本情況，羅瑞卿指出：會師後「在幹部中，在領導幹部中，在一般黨員中，在戰士中，並沒有了解黨的路線的正確與過去四方面軍領導上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