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軍為何西渡黃河——蔣介石指揮國民黨軍圍剿陝北根據地——中共中央開展統戰工作——寧夏戰役計畫——四方面軍強渡黃河——毛澤東命令阻擊南線敵軍——張國燾總部未能渡河——四方面軍打算西進開闢新根據地——寧夏戰役無法進行——山城堡戰鬥——朱德、張國燾到達保安與中央會合
一、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後，四方面軍還沒來得及休整補充，雙方領導人也沒見面，四方面軍主力便匆匆向西北方向黃河岸邊開進，伐木造船，準備渡河西進。
長征剛剛結束，按理說紅軍主力應當一致行動，鞏固陝北根據地。為什麼要急於分開呢？確實有些難以理解。過去的說法是：張國燾不願意與中央會合，堅持其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擅自決定四方面軍西進。彭德懷回憶：1936年10月23日，他與張國燾在打拉池會面。「徐（向前）、陳（昌浩）第三天還未見到。拂曉，我到張國燾處質問：徐陳為什麼還未見到？張說：已令徐陳率四方面軍之主力及一方面軍之第五軍團從蘭州附近渡過黃河北岸，向武威（涼州）前進了。他下達這個命令，也正是他電告我時。我把毛主席1935年12月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當時東北軍、西北軍同我們的統戰關係同他談，他完全不聽。王宏坤之陳錫聯、謝富治師和張國燾司令部，大概是由於西北馬家軍和王均軍的阻攔，未來得及過河。」彭德懷憤怒地說：「如果沒有張國燾這個反革命搗亂，使四方面軍主力進到涼州這個死胡同里，後又被青海馬步芳軍全部殲滅，把紅四方面軍主力兩萬多人送掉，則一、二、四方面軍還可保存六、七萬人，紅軍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區的。那麼，我們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地位就要優越得多。東北軍、西北軍也就不致被蔣介石各個宰割，那樣就會形成抗日聯軍控制大西北。」他認為西路軍的渡河和最後失敗，完全是張國燾個人的責任。
歷史是否如此簡單？我們查閱一下軍事歷史著作的說法。《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條寫道：「1936年10月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軍委的部署，紅四方面軍第30軍渡過黃河。隨後，第9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5軍亦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畫。11月5日，紅軍總部電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目前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首先佔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佔領涼州地區。」權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和《第四方面軍戰史》中有更具體詳細的記載。這樣看來，四方面軍西渡的行動並非張國燾個人決定，是由當時的多種因素造成的。
如前所述，蔣介石為了「攘外必先安內」，決心乘紅軍立足未穩，調集重兵將紅軍圍殲於陝甘寧的通渭、固原地區。三大紅軍主力會師時，國民黨的合圍也將形成。東北軍將領張學良不願打紅軍，又不能違抗命令，非常著急。他向毛澤東等通報消息，表示他將盡量拖延，並建議紅四方面軍迅速通過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會合，執行寧夏戰役。10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將這些情況向二、四方面軍領導人作了通報。
國民黨大兵壓境，毛澤東心情格外沉重。紅軍又面臨生死關頭，他派彭德懷指揮西征戰役，能否佔領寧夏，打通蘇聯，並無很大把握。拿現有的紅軍力量去和蔣介石硬拼，不是毛澤東的作風。在那些日子裡，毛澤東殫精竭慮。一是想方設法延遲國民黨軍的進攻，二是為紅軍考慮新的出路。
從1936年8月到12月「西安事變」前，毛澤東不停地寫信給國民黨各方大員和社會知名人士，做統一戰線工作。8月13日毛澤東派張文彬去西北軍，隨身攜帶給楊虎城和總參議杜斌丞的信。給楊虎城的信中說：「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給杜斌丞的信中說：「正抗日救國切實負責之時，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8月14日，毛澤東派張經武往華北聯絡宋哲元、傅作義，在致二人的信中讚揚他們的抗日行動，表示紅軍願與他們建立聯繫，做他們的後援。同日，毛澤東還寫信給南京的宋子文，托董健吾牧師向宋轉達希望南京當局轉變反共立場，恢複國共合作和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願望。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致中國國民黨書》，向蔣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確表示「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
8月26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指出：「南京已開始有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要潘充當密使，去南京、上海與國民黨上層人士接觸。9月8日潘漢年啟程時，攜帶毛澤東致宋慶齡、章乃器、沈鈞儒等民主人士的信件。在給宋慶齡的信中，表達了中國共產黨願意建立統一戰線的態度，並請她將潘介紹給孔祥熙、孫科等國民黨要人，打通上層路線。
9月8日，毛澤東又寫了三封信。一封致國民黨陝西省主席邵力子。當時邵在報紙上發表剿共言論，毛澤東指責他「斤斤於剿匪，無一言及禦寇，何賢者所見不廣也！開發西北，建設西北，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辦法則不可。《三國演義》云：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與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另一封信給圍困紅軍的國民黨將領王均，說：「從井岡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們致國民黨書，為了共同抗日，實全國一致之要求，先生愛國健兒，對此諒有同感。朱玉階（德）同志極願與先生合作，如能與之互通聲氣，自己元氣少消耗一分，則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第三封信致國民黨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勸他「拋嫌釋怨，以對付共同之敵。夫剿匪非特無期徒刑也，且是一種死刑。先生同意統一戰線，則鄙人竭誠以迎。惟事宜急辦，遷延則利在長驅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蔣先生，立即決策，國事猶可為也。」
以上僅是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所寫的部分信件。從信中懇切急迫而又委婉謙恭的語言中，不難體會到他的良苦用心。總而言之就是三個字：打不得。後來毛澤東也承認，他乾的是「買空賣空」的事。真與國民黨軍打起來，長征保存下來的紅軍是寡不敵眾。如果陝北站不住腳，紅軍還能到哪裡去？當時共產黨和紅軍真是處在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毛澤東希望能找到求和的機會，從逆境中渡過難關。
不僅毛澤東積極統戰，中央其他領導人也紛紛行動。9月初周恩來致函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希望他們勸說蔣介石停止對紅軍的圍剿，一致抗日，紅軍願意隨時談判。他還致函胡宗南：「兄在黃埔為先進，亦為蔣先生所最信賴之人。果能力排浮議，立停內戰，則頌之者將遍於國人。」
為了把統戰聲勢造得更大，10月18日毛澤東致電二、四方面軍領導人，要朱德、徐向前、賀龍利用舊日關係，做國民黨將領的工作。電報說：「我黨致國民黨書已在全國各地及國民黨軍隊中發生極大影響，得到國民黨中及各階層中廣大同情。」「總觀各方情況，目前時局正處在轉變交點，我應不失時機，善於運用，爭取國內和平，轉向對日抗戰。請照昨電意旨由朱總司令致書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書胡宗南及其他黃埔生，賀龍同志致書何柱國各部及胡部，發展我們影響。書中一本誠懇相勸之意，不作任何自誇語，自能發生效力。一面嚴整壁壘，提高士氣，立於不敗之地。辦理情形望復。」毛澤東還代徐向前起草了致胡宗南的信，信中說：「敝部已奉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軍事委員會命令，對與貴軍及其他國民黨軍隊停止攻擊，僅在貴軍攻擊時取自衛手段。一切問題均函商洽，總以和平方法達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目的。」
煞費苦心的遊說和努力，雖然得到國民黨內部尤其是東北軍、西北軍將領的同情和讚許，但並未解除陝北蘇區面臨的軍事威脅。因為蔣介石不會改變立場。蔣介石積十年之反共經驗，深知共產黨的厲害。儘管日軍入侵，國難當頭，他還是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先消滅紅軍再去對付日本人。現在好不容易把紅軍困在陝北，他決不放棄這個機會。對此，毛澤東是銘記在心的。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渡過長江前，蔣介石向毛澤東求和。毛澤東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氣概，斷然拒絕。正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求和既然無望，毛澤東就要為紅軍尋找出路。1936年10月7日一、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後，未及休整，毛澤東便與朱德、張國燾頻繁往來電報，交換意見。得知蔣介石即將發起圍剿紅軍的「通渭會戰」後，中共中央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畫。10月11日，中央和軍委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要點是：
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於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號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