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劉伯承向二方面軍領導通報情況——二方面軍領導與張國燾作鬥爭——張國燾被迫取消自己的「中央」——四方面軍幹部思想的轉變——任弼時促進黨內團結——廖承志獲救——二、四方面軍再次北上過草地
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師後，情緒依然是歡樂而親切的。但與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的差別在於：四方面軍部隊和二、六軍團沒有住在一起，而是保持著一定距離。部隊之間也很少搞聯歡活動，四方面軍的幹部也不大來二、六軍團這邊走動。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賀龍、任弼時他們在長征途中，就從國民黨的廣播中聽說了中央與張國燾分裂的消息。他們認為是國民黨造謠，沒有相信。朱德、張國燾多次電報也沒提到這件事。現在會合了，當然要詢問一下。
會合不久，劉伯承總參謀長就來到二、六軍團。他是被張國燾趕出來的。他回憶說：「二方面軍來了。張國燾又開會，說要好好聯合二方面軍，實際他的目的是共同反一方面軍。這天又鬥爭我，我說：三個方面軍應當團結，團結就是力量。李特說：什麼一方面軍，兩個軍團在這裡，只是半個方面軍！徐向前同志說得很好：我們幾個方面軍好比是兄弟，老四與老大搞不好嘛，別人還說不清誰對。如果與老二也搞不好，那人家一定說老四不好。張國燾對我說：朱德、賀龍和你都是軍閥，這次搞不好要你負責！我說：他和我都是共產黨嘛，怎麼都要我負責？他說：就看你是不是挑撥了。」劉伯承剛到，二軍團保衛部長吳德峰請他去吃飯。他問劉：「情況怎麼樣？」劉說：「要做團結工作。」吳又問：「可不可將這個意思告訴弼時？」劉說：「可以。」這樣，任弼時了解了朱德、劉伯承的立場，心裡有了底。
到了甘孜，雙方都開始做二、六軍團的工作。朱德先找王震談了一個晚上。他向王震介紹了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告訴王震：「他（張國燾）原來並不想指揮二方面軍，怕二方面軍和他作對，搞不到一起。但我們主觀上總是想要你們過來的，可是有個密碼問題，電報密碼在他手中，我們只能搞點情報對你們幫助。這段所謂中央和軍委的指示都是假的，因破裂後，中央的一切他不給你們轉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訴你們，所以都是他的東西。」朱德又說：「劉伯承同志去二方面軍，這是我們明知道的。他（張國燾）反中央，我們的人想法支開一個算一個。劉伯承同志和他是對立的，幾乎被他殺掉。右傾機會主義在組織上是很兇的呀！」劉伯承告訴王震，對張國燾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這裡。聽了老首長的話，王震明白多了。他向劉伯承表示：我們這個部隊是井岡山來的，不能反對中央。
朱德在二、六軍團與主要領導人一一談了話，使大家認清了張國燾搞的宗派山頭那一套，立場站到了中共中央一邊。賀龍表示：張國燾那種搞法是絕對不允許的。王震回憶：「和四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燾）有陰謀瓦解二、六軍團。賀、任、關是老旗幟，賀是南昌起義的總指揮之一，是革命旗幟。任、關是中央委員。張認為我們是毛娃娃，想把我和蕭克及六軍團買過去，反對毛、周、張、博。我們到稻城，他發反毛、周、張、博的小冊子。我拒絕了這個決議，我同關嚮應的意見是一致的。任很守紀律，他知道張國燾的底細，知道這次是搞宗派活動。後來賀、蕭、張子意在我那裡吃飯，把這個問題扯開了。蕭克講：張國燾搞宗派活動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麼目的。總認為將二、六軍團分開是中央的決定，我們執行就行了，不知道是偽中央。如果接受這個決定，二、六軍團就分裂了。」
張國燾也來做工作。他挨個會見了二、六軍團領導人。賀龍對他印象不好，南昌起義前，賀龍在武漢要求入黨，張國燾說他是「軍閥」，一口拒絕。周恩來、朱德、賀龍準備發動南昌起義時，張國燾又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要推遲起義，差點使起義流產，對此賀龍是不會忘記的。甘孜會師那天的歡迎大會上，張國燾講話前，賀龍半開玩笑半認真地悄悄說：「國燾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把張國燾嚇了一跳。任弼時是張的老同事，在莫斯科一起工作過，對張國燾的底細很清楚，張國燾心裡還是有點怕他。張國燾著重拉蕭克和王震，他送給王震幾匹好馬，誇獎王震勇敢，能打仗，戴高帽子。王震回來問劉伯承怎麼辦，劉說：「送給你（馬），你就收下。」賀龍聽說，對張國燾這種拉攏表示鄙視。張國燾派人送來《幹部必讀》等文件，賀龍對政治部負責人說：「不準發，看了要處罰人。放在政治部。」根據劉伯承介紹的線索，賀龍、關嚮應找到了在波巴地方政府工作的劉紹文。劉紹文把冒著生命危險藏在一個泥菩薩肚子里的中央文件都取出來，鄭重交給賀、關。又把自己掌握的情況向二、六軍團首長作了詳細彙報。
全面地了解情況後，紅二、六軍團領導人對張國燾作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甘孜會師後，張國燾借口調任弼時到總部工作，要給二、六軍團另派政委，被大家拒絕。張又想把六軍團納入他的部隊，也被拒絕。張國燾建議召開兩軍聯席會議，企圖以多數壓倒少數。任弼時嚴肅指出：兩軍聯席會議，由誰來作報告？如果發生意見分歧，結論由誰來做？決不能以多數壓倒少數，造成上層對立，將使工作更困難。如果雙方態度尖銳，我不負責任。斷然否定了張國燾的提議。
與上次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不同，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師後雖有鬥爭，但雙方領導人並未因此而爭論不休，而是迅速分兵北上了。這裡固然有任弼時等同志的功勞，也必須指出，促成張國燾二次北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林育英的調停，朱德耐心的工作，以及四方面軍上下的強烈要求。加上二、六軍團到來後再添一把火，張國燾意識到只有北上才是唯一出路。
在爭取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問題上，林育英做了很多工作，中央也做出了讓步和妥協。1936年5月30日，林育英及中共中央領導人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通報了國內抗日形勢後，提出以下建議：
弟等與國燾同志之間，現已沒有政治上與戰略上的分歧。過去的分歧不必再談，唯一任務是全紅軍團結一致，反對日帝及蔣介石。弟等對於兄等及二、四方面軍全體同志之艱苦奮鬥表示無限敬意。中央與四方面軍的關係，可如諸兄之意，暫可採取協商方式。總之為求革命勝利，應改變過去一切不適合的觀點與關係，拋棄任何成見而一致和團結努力奮鬥為目的。希兄等共鑒之。
這封謙恭的電報，既向張國燾伸出了和解之手，也給了張國燾一個台階下。此時，四方面軍內部要求團結的呼聲甚高。在朱德耐心勸說下，陳昌浩等高級幹部都贊成朱德的主張。以張國燾的脾氣，要他向中央低頭認錯是不可能的，但他明白僵下去也沒好處。現在中央主張擱置爭議，團結對敵，張國燾再沒有理由不接受。1936年6月6日，張國燾在爐霍召開中央縱隊（總部機關）活動分子大會，宣布取消他的「黨中央」。他在報告中說：
「曾記得去年一、四方面軍分手的時候，敵人非常高興，甚至瞎說是共產黨的『日暮窮途』了。自然，這類的謠言，現在是絲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國共產黨在過去曾經犯過相當的錯誤，但是黨在鬥爭中一天天的糾正了過去的缺點，使自己學好，使自己健全化，並且懂得如何戰勝過去的缺點。……在共產黨內有時會發生爭論，可是我們可以找到團結的方法去共同的對付敵人。冷笑的敵人讓他們去笑吧，最後會笑的才是真正會笑的。」會場上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張國燾接著說：「關於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大概大多數同志已經看過了，這決議大家要好好的去看，不要當作一個簡單的通知。在決議中，我們指出了我們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組織上也得到了統一。即是，我們雙方都同時取消中央的名義，中央的職權由駐國際的代表團暫行行使。如大家所知的一樣，國際的代表中，負總責的有陳紹禹（王明）同志，還有別的同志，代表代表團回國的則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陝北方面，現在有八個中央委員，七個候補委員；我們這邊有七個中央委員，三個候補委員；國際代表團大約有二十多個同志。這樣陝北方面設中央的北方局，指揮陝北方面的黨和紅軍中工作。此外當然還有白區的上海局、東北局，我們則成立西北局，統統受國際代表團的指揮。在這樣的決定之下，我們同時要反對一切企圖曲解這決定的分子。我們這決定為的是團結黨，使黨能一致的為新策略路線而鬥爭，這是黨原則上組織上的大團結，是有非常大的意義。」
大家聽到這裡才明白：原來張國燾還是要和中央平起平坐，分庭抗禮，並非誠心誠意回到中央的領導之下。後面，張國燾語氣一轉，又開始清算中央的「逃跑路線」了。他說：
「我們原則上是反對不正確路線，這是必須堅持的。自從沙窩子會議時，我們便公開出來說話，指出當時中央部分同志可以有良好的志願，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