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翻雪山到甘孜——劉伯承批判余天雲——整頓幹部思想——張國燾為南下辯解——紅四方面軍幹部的懷疑——爭取藏族上層人士——民族關係的改善——紅軍中的愛情
按照《康道爐戰役計畫》，從1936年2月下旬起，紅四方面軍兵分三路，撤離天全、蘆山、寶興地區，向道孚、爐霍、甘孜進軍。
這是一次空前艱苦的行軍。一路上紅軍要翻越兩座大雪山——夾金山和折多山。算起來朱德、劉伯承等原一方面的同志已經是第三次經過夾金山，四方面軍的同志們也是第二次了。這次是冬季行軍，天寒地凍，比前兩次困難得多。紅軍指戰員顯示了不畏艱險的革命精神，又有了一定的經驗，一天就翻過去了。下山時連人帶馬，一齊往下滑，滾得如同雪球一般。折多山位於丹巴至道孚的路上，海拔5000多米。山上終年積雪，空氣稀薄，風暴、雪崩時常發生。劉伯承、李先念率領紅30軍在前邊開路，為後續部隊提供了經驗。紅軍做好了充分準備，每人帶上三天糧食，把一切可以禦寒的衣被、毛皮、辣椒、乾柴都收集起來，頭天下午出發，在半山腰過夜。夜間狂風呼嘯，大雪紛飛，氣溫降到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紅軍的衣服都凍成了冰筒子，滿頭滿臉都是冰霜，身體弱些的就爬不起來了。第二天天一亮，紅軍就向山頂進發，終於在中午前翻過山頂。折多山又被紅軍征服了。比起北上的中央紅軍只爬過一次夾金山，四方面軍二過雪山，三過草地，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心裡明白。同樣都是紅軍，跟著毛澤東和跟著張國燾，命運居然是如此的不同！
3月15日，紅軍總部抵達道孚，爾後又進駐爐霍。川軍的李抱冰部也是草包，一戰即潰。30軍先頭部隊佔領了川西重鎮甘孜。蔣介石封的「西康宣慰使」諾那活佛望風而逃，在瞻化（今新龍）被當地土司俘虜，交給了追擊的紅4軍。這樣，到3月中旬，紅四方面軍控制了東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至瞻化，北至金川的廣大地區。甘孜、道孚、爐霍一帶是以前紅軍沒有到過的地區，經濟狀況比懋功、大小金川稍好一些，紅軍在這裡得到了一個休整的機會。
四方面軍本來不打算在這裡久住，只想籌足糧食即刻北上。這時消息傳來：二、六軍團已經轉戰到滇西北地區，準備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朱德建議：四方面軍在現地休整，等待二、六軍團的到來，大家一致同意。不料4月1日，林育英突然來電強令四方面軍南下。電報說：
（甲）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畫，堅決不能同意。
（乙）二、六軍團在雲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
（丙）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北出陝甘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勿使川敵在打箭爐以南，造成困難局面，失去南下機會，務乞考慮。
林育英的電報使四方面軍領導人感到難以理解。南下明明已經失敗了，中央卻命令四方面軍再次南下。這豈不是要斷送四方面軍嗎？這可能是中央判斷張國燾要帶領二、四方面軍逃亡西昌，其實誰也沒有這個想法。權衡之下，朱德下了決心。不改變行動計畫，四方面軍還是原地休整，籌備物資，等二方面軍來會合，共同北上。這樣，四方面軍在道孚、爐霍地區住了三個多月，在長征中是一段較長的平靜時期。
行軍打仗，大家的神經都處於緊張狀態。一旦閑下來，部隊中許多問題就表現得突出了。部隊管理、思想政治工作、民族關係、根據地建設，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妥善處理。
在鄂豫皖和通南巴時期，張國燾大搞肅反，殺掉了一大批幹部。紅四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和黃埔軍校出身的幹部，幾乎被他殺光了。他借口提拔工農幹部，搞任人唯親。只要忠於張國燾，不論能力如何，都可以很快提拔起來。徐以新回憶：「張國燾有個特點，他要獎勵哪個幹部就用個人名義獎勵，找到他那裡去，陪他住幾天（住在警衛班），出來以後就是提拔。對犯錯誤也是照這個辦法，叫他到那個警衛班住幾天，若是好了就從輕處理，若是不好就送保衛局。」這樣搞的結果，四方面軍幹部多數文化水平很低，像李先念這樣黨性強、又能打仗的工農幹部簡直是鳳毛麟角。多數都是打仗勇敢，但作風粗魯，政治素養差。此時發生的余天雲事件，就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余天雲，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06年生，1927年參加黃（安）麻（城）暴動，1928年入黨。在鄂豫皖時期以作戰勇敢晉陞很快，1932年任紅4軍36團團長。1933年由團長直升為軍長。他參加過多次戰鬥，幾次負傷。打仗不怕死，但也不講究戰術，就是硬拼。四方面軍的同志說，這個人本質是不錯，但沒什麼頭腦。南下時指揮31軍打了敗仗，1935年11月被張國燾撤職，送到紅軍大學學習，任高級指揮科科長。
紅軍大學的總教官劉伯承，是一位原則性很強，軍事知識和實踐經驗都非常豐富的人，同時又以作風嚴謹、治軍有方著稱，在紅軍中享有盛譽。張國燾雖然因為劉伯承反對他另立「中央」罷免了劉的總參謀長，但是在軍事業務上不得不服劉伯承。他說：「劉伯承這位獨眼將軍是四川老軍官出身，無論軍事學識和實際經驗，在我們朋輩中都要算是傑出的人才。他素來主張紅軍幹部要學習正規戰術，游擊經驗只能配合使用。」對此，張國燾是贊成的。鑒於南下失利的教訓，所以他希望劉伯承把軍事正規化的知識傳授給四方面軍的幹部們。
誰知余天雲偏不信這一套，進了紅軍大學不久，便公開頂撞劉伯承。張國燾聽到的反映是：「劉伯承的正規戰術思想，終於與游擊觀念發生衝突。紅軍學校的學生余天雲，是游擊觀念最強的一個。他是農民出身，聰敏倔強，以戰功由士兵而升排長連長，一直升到軍長。他做過好幾年團長，也做過短時期的師長、軍長。就因為師、軍長的職務，需要較高的軍事知識，所以調他到紅軍學校受訓。他這個高級幹部，就在好幾個戰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爭執，這種爭執發展成為違反學校紀律的事件，校長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處短期禁閉。」
事情並非像張國燾說的那麼簡單。劉伯承從余天雲的傲慢、愚昧行為，看到了流氓無產者習氣在四方面軍幹部中的流毒之深，也感到了對他們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黨性教育的必要性。余天雲絕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張國燾任人唯親、搞愚民政策的惡果。所以，劉伯承要拿余天雲這個典型開刀。他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1935年12月16日的四方面軍政治刊物《紅爐》第1期上。文章題目是：《余天雲的思想行動表現在哪裡，我們怎樣去繼續開展反他的鬥爭？》
劉伯承指出：余天雲的錯誤思想行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反對黨的領導和教育。他說：「只要打得仗就夠了，還說什麼政治工作政治生活？土地法令打不得仗也是空事，政治文件用不著看，政治軍事也用不著學，進學校就是坐保衛局。」所以他入黨幾年來才參加過一次黨會，他在當36團長時罵散過團總支大會，反對政治工作。不知道我們黨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爭取唯一領導的重要。我們紅軍更應該加強黨的領導教育，以為領導這戰爭的先決條件。單就上述不說政治，不看文件，不願學習的現象來說，那黨的領導和教育又從哪裡去實現呢？
第二，是隨意殺人打人罵人的現象。余天雲因為自己反對政治工作，當然是不能在紅軍內或紅軍外站在自己階級立場進行政治工作，來爭取和團結廣大群眾，在黨政權旨意之下一致行動。所以他極端發展軍閥流氓意識，隨意殺人打人罵人，以為遂行自己意圖的手段。當他殺人打人時，通常罵人是「改組派」和「AB團」。我們紅大現在還是發現有這類壞現象的。這些同志以為擺出殺氣騰騰的威風，誰敢不聽命？而不知隨便殺、打正是喪失自己信仰，渙散群眾的團結，對於革命是有害的。
第三，是貪污盜奪行為。余天雲縱使交通隊在青川裝匪，劫人和偷竊部屬望遠鏡。現在我們紅大還是有這類壞現象的。各科時常發生偷竊行為，這些由濃厚的私有觀念而不顧工農群眾的利益、革命的秩序，在紅軍中絕不應有的。
第四，是破壞組織的行動和缺乏組織的觀念。余天雲專註重自己交通及乘馬的選擇補充，而不願戰鬥部隊充實。任何人都只能尊敬他的交通隊，校政治部主任也不能管理他縱使偷馬的馬夫。如黨會涉及其隊部事，則罵為小資產階級的團體。這類破壞紅軍組織的違反「司令部為軍隊服務」之原則的，特別輕視政治組織的行動，實成為紅大中最嚴重的事實。
第五，是虛詐保守、忌妒狹隘自私的現象。以前余天雲說：只有自己經過的戰鬥才算是可保守的正確戰術，現在紅大有些學生要保守槍無刺刀的習慣，不願學刺槍。以前余天雲看見同志有長處，就說值「卵子」。現在紅大有學生見學得好的同志就忌妒。也有學得好的同志不願意幫助落後的同志。自余天雲時至現在，高指科在黨會還著重於自己的馬、傳令兵、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