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鈞等人的厄運——反中央的阿壩會議——朱德、劉伯承反對分裂——胡底遇害——朱德顧大局避免衝突——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卓木碉會議另立「中央」——劉伯承燒掉密碼——張國燾率部南下
1935年9月5日，連續幾天的陰雨，天氣又潮又冷，令人心煩。駐軍查理寺為左路軍擔任後衛的紅9軍參謀長陳伯鈞接到總部來電，說是噶曲河漲水過不去，要另擇道路北上，命令陳伯鈞率部向阿壩靠攏。陳伯鈞立刻下達命令，第二天行軍120里來到中阿壩，與孫玉清軍長、陳海松政委會合。
9月7日，張國燾率總部機關到達中阿壩，立即召集四方面軍的各軍首長來開會。會上張國燾傳達了幾天來與中央和右路軍的爭執，並借題發揮，說到自會合以來中央對四方面軍的歧視和打擊。這些軍長、政委們也不過是些二十多歲、粗通文化的年青小伙，有人聽了總政委的話，情緒衝動，說了許多過火的話。陳伯鈞坐在一邊聽這些人罵自己的上級和戰友，心裡十分難過。他在日記中寫道：「聽這班同志談一、四方面軍糾紛，深為憤慨。他們的過火態度暴露無遺，我心中十分難過。……是夜靜思，痛徹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來，傷心事，莫過於斯。」
第二天上午，陳伯鈞實在忍不住，徑直去找張國燾陳述自己的意見。說他「深感部分同志觀點之不正確，立場之不對頭，無中生有，言之過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認錯誤，又不以快刀斬亂麻手段，迅速解決各種糾紛，假敵人以間隙，置自身於危局」！最後，他要求張總政委採取有效手段，立即解決這些問題，以挽救危機，匡扶革命。張國燾耐著性子聽完陳伯鈞的諫詞，顯出同情和難過的表情，答覆他說事情鬧到這一步，其中有很多隱情，不便公開。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爭論未徹底解決，總部機關亦不一致。若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自上而下地予以糾正。但現在相隔太遠，不能及時辦到。陳伯鈞立即指出，黨內鬥爭是黨內鬥爭，行政系統是行政系統，應該分開。黨中央的事，紅軍中黨員可以提出意見，但在未解決前，決不容許隨便亂鬧，破壞紅軍，分離團結！行政組織上仍須按照紅軍組織系統，執行權力，下級對上級亦須逐級絕對服從，這樣才有利於解決問題，也才是黨內鬥爭的正當辦法。不然，糾紛日深，團結日乖，對革命損失很大。張國燾聽著陳伯鈞慷慨陳詞，雖然一直以首長的大度好言安慰，心裡卻怒不可遏。四方面軍中還沒人敢如此衝撞他，這個陳伯鈞好大膽子。張國燾送走陳伯鈞後，便把部下找來，布置把陳伯鈞收拾一頓。
厄運很快降臨了。陳伯鈞受不了9軍的人天天罵中央紅軍，提出調動請求，連續兩天找張國燾，張都推託不見。9月13日晚上，陳伯鈞再去總部，一些四方面軍領導人已經在等他了。很快形成了一場鬥爭會。他們接連向陳伯鈞發問，如對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的態度，中央蘇區五次圍剿和長征是不是逃跑，提拔工農幹部等問題，要陳伯鈞回答。完全把陳伯鈞放在鬥爭的位子上。
9月14日是陳伯鈞終身難忘的「受辱之日」。中午，上級通知陳伯鈞，調他回總部另行安排。陳伯鈞交代了工作正要離開，忽然來了一群傳令兵，說奉命來要回9軍的東西。陳將9軍配給他的兩匹馬交回，他們還不罷休，說不許陳帶走一點東西，只許隻身一人走。一陣亂搶，把陳伯鈞從五軍團帶來的馬，連同望遠鏡等通通拿走。陳伯鈞氣得渾身發抖。「自參加革命以來，算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若說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說政見不同，需得鬥爭，亦斷不能採取如此卑劣手段！」陳伯鈞到總部，向張國燾強烈地反映這些問題。張國燾假意要黃超去追回東西。過了好幾天，才給他一匹沒鞍的瘦騾子，望遠鏡就算沒影了。陳伯鈞被免了職，到紅軍大學當教員。
與陳伯鈞遭到同樣命運的是30軍參謀長彭紹輝。這位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戰鬥中被打殘了右臂的將領，是從原一方面軍六軍團調到四方面軍30軍的。得到南下的命令後，他怎麼也想不通，在卓木碉寫了一封信給朱總司令，陳述自己的意見。但是沒想到這封信被人送到張國燾手裡，張國燾派人把彭紹輝找來談話。彭紹輝剛進門，立刻被人圍住。一個四方面軍高級幹部上去就給彭紹輝一個大耳光，厲聲問他：「為什麼反對南下？反張主席？」並拔出槍頂在彭紹輝胸口上，進行恐嚇。朱德坐在旁邊氣憤地站起來，上前把槍奪下來，對眾人說：「打人是不對的，這是黨內鬥爭，應該允許同志講話！」又說：「這樣談話怎麼行呢？」對彭紹輝說：「你回去吧。」示意他趕緊離開。張國燾見朱德干預，便不好再整下去，彭紹輝才幸免於難。後來彭紹輝上將每逢回憶起這件事，都要感激朱老總的救命之恩。
像陳伯鈞、彭紹輝這樣的高級幹部都受到如此打擊，其餘的中下層幹部的日子就更難過了。張國燾認為中央自己跑了，分裂的責任在中央。他想了想，這似乎是件好事。中央只帶走了一、三軍團，不過萬把人。紅軍的大多數人馬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現在沒人能管他了，他就是紅軍的最高領袖。所以，他一邊向四方面軍的老部下灌輸對中央的仇恨，煽動他們反對中央。另一方面對原一方面軍的幹部歧視打擊，有不從命者，就用肅反手段處置。
那幾天，朱德和劉伯承憂心如焚，每天都有捕人和衝突發生。總司令部的偵察科長鬍底，因為罵張國燾是「軍閥」、「法西斯」，被張國燾安上一個「日本天津駐屯軍德田派來的偵探」罪名而逮捕了。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罪名呢？原來，胡底同志是我黨傑出的地下工作者。30年代初，周恩來主持上海中央時，為了建立黨的情報系統，派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打入國民黨特務機構內部。李在上海，錢在南京，胡底在天津。有了這三條內線，國民黨的一舉一動，都被共產黨知道得一清二楚。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電報被錢壯飛截獲。他迅速趕往上海通知了周恩來，當顧順章帶著國民黨特務到上海捕人時，一個個地點都人去樓空。在那次突發事件中，地下工作者為保護中央立了大功。由於顧的叛變，李、錢、胡三人離開了原來的崗位，轉入中央蘇區。長征初期，錢壯飛在行軍途中遭飛機轟炸掉隊，在息峰被地方民團殺害。李克農隨中央北上，胡底隨總部行動，如今這位功臣居然被張國燾打成了「特務」和「反革命」，這不是顛倒黑白嗎？儘管劉伯承一再交涉，說胡底沒有問題，張國燾就是不理。就這樣，一個曾出生入死為黨工作的好同志，未曾被國民黨捕獲，卻被張國燾的親信毒死了。
那幾天，阿壩充滿了緊張氣氛，一點小事就可能引起一場亂子，甚至要人的命。9月11日，四方面軍偵察科的幾個兵在房子下面燒火，衛生部長賀誠在樓上被煙熏得受不了，跑出來訓人。這些兵就說賀誠捆了他們的指導員，報告了張國燾。夜裡來了一群人，要賀誠出來。賀誠怕遭不幸，關著門不出去，他們就在外面鳴槍恐嚇。第二天，張國燾召開大會，名為「解決賀誠捆人問題」，實為向朱德、劉伯承施加壓力。朱、劉、賀三人走進會場時，張國燾預先布置的警衛就端起槍，把槍栓拉來拉去。鬥爭會一開始，黃超就喊打。會場秩序大亂，不像開會，倒像打群架。也許因為賀誠是醫生，張國燾還要用他，才免遭監禁和進一步的迫害。
9月15日，張國燾在阿壩格爾登寺大殿內召開「中共川康省委和工農紅軍中黨員緊急活動分子會議」（歷史上簡稱「阿壩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四方面軍總部和9軍、31軍、33軍的黨員幹部近千人，紅五軍團的部分幹部參加了會議。32軍（原紅九軍團）因駐地較遠，沒人參加。會場上懸掛著「反對毛、周、張、博逃跑路線」的標語。由於事先層層作了動員，會議一開始就表現出明顯的反中央傾向。
張國燾首先在會上作關於一、四方面軍關係的報告，指責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率一、三軍團繼續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把自己的南下方針說成是正確的「進攻路線」。揚言要對「經過鬥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給予「紀律制裁」。張國燾講完後，在秘書長黃超主持下，四方面軍領導幹部先後發言表態，擁護張總政委講話，痛罵中央。
參加會議的有紅五軍團的人，他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動。在這個嚴重關頭，內部出現了分化。軍團長董振堂、保衛局長歐陽毅等堅決擁護中央，沒有出席會議。也有一些幹部認為中央不該把五軍團扔下，心裡不滿，也有人對中央內部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有意見，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到了張國燾一邊。他們在發言中把中央蘇區和長征初期的「左傾」錯誤誇張擴大，甚至傳播了一些小道消息。中央紅軍內部的倒戈給阿壩會議火上澆油，更激起了四方面軍中對中央的反對情緒。
五軍團部分幹部的轉向，使朱德、劉伯承的處境更加困難。鬥爭的矛頭集中在他們身上。許多人在會場上你一言、我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