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路軍準備北上——左路軍噶曲河受阻——張國燾改變主意——徐陳勸說張國燾北上——張國燾下達南下命令——中央據理力爭——陳昌浩轉向——彭德懷擔心毛澤東的安全——「密電」之謎——毛澤東決定單獨北上——葉劍英夜裡脫身——「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李特追趕中央——一、四方面軍分離——毛澤東心情沉重
右路軍走出草地後，在巴西、班佑地區進行休整。這裡是半農半牧區，雖然人口不多，但有糧食和牛羊，為飢餓的紅軍解了燃眉之急，部隊的情緒有了明顯的提高。因為村子小，容不下很多人，各部分開居住。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和中央機關駐在巴西的牙弄村，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和前敵總指揮部駐在巴西的潘州村。兩村相距約三里地，往來便利。其餘部隊分散在附近的大小村落里，紅一軍團作為先頭部隊，向包座以北的俄界開進。
包座戰鬥結束後，紅軍北上的道路打通了，大家都盼望左路軍早日前來會合，共同北上。那些天，毛澤東每天都要請陳昌浩到中央駐地來商量事情。因為他是政治局委員，也是紅四方面軍中有決定權的領導人。毛澤東著意做他的工作，想把陳昌浩拉到與中央一致的立場上來。
徐向前回憶：「右路軍出了草地，佔領包座，已是8月底。左路軍那邊不見動靜，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陳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張國燾的工作，催他帶左路軍上來。我說：如果他們過草地有困難，我們可以派出一個團，帶上馬匹、氂牛、糧食，去接應他們。毛主席說：這個辦法好，一發電報催，二派部隊接，就這麼辦。接著，即以毛澤東、陳昌浩和我三人的名義，發出電報。我們又令4軍31團準備糧食，待命出動。」
徐帥說的是9月1日的事。在此之前，8月24日，徐、陳就給張國燾、朱德發出一電，建議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電報先通報了敵情，然後說：
目前箭已在弦，非進不可，西路主力端出岷（縣）哈（達鋪），抑出夏（河）洮（河）？前者則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進，主要至洮河東打；後者則主力出郎木寺、雙岔、班佑。此方必在集中包座或郎木寺待命。
弟意右路軍單獨行動不能徹底滅敵，必須左路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兩路集中向夏洮岷進。主力合而後分，兵家大忌。前途所關，助立決立復，遲疑則誤盡中國革命大事。
8月29日，陳昌浩又致電張國燾，通報過草地的路線和準備進行包座之戰的計畫，並再次催促說：「左路宜很快向此方進，不然前進道路必為敵阻。」
接到徐、陳的電報後，8月30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左路軍後方的倪志亮、周純全，通知他們：「我左路軍以集中班佑與右路軍靠攏北進之目的。」命令9軍為第一梯隊，向班佑前進。後方部隊的主力為第二梯隊，於9月12日到查理寺集中，準備向班佑前進。但是「川康省委以阿壩為中心，（劉）瑞龍在阿壩，將來31軍政治部亦開阿壩大大開展工作，使阿壩成為蘇區一部」。
左路軍雖然同意北上，但是毛澤東感到他們行動太慢。按計畫要半個月才到班佑，到那時胡宗南又布下新防線了。9月1日，徐、陳、毛聯名致電張國燾，陳述北上建議。電報指出：「目前形勢極有利於向前發展。……右路軍須以主力向前推進。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線為度，第一步以一、三兩軍（團）控制羅達地區，4軍、30軍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區，其一部控制包座。這樣控制了兩條平行東向路，並隨時可與胡敵五個旅有把握的決戰，決不會被敵截斷，更不是從間隙偷出封鎖線。候左路到達，即以一支隊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隊向文縣方向佯攻脅敵，集中主力從武都、西固、岷州間打出。必能爭取偉大勝利。」「目前蔣、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東方向。毛兒蓋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議以三至四個團掩護能行之傷病員及資材，從卓克基經毛兒蓋緩緩前進，免致拋棄。」
接到電報，左路軍開始行動了。但是很不順利。據張國燾回憶：「我們在刷金寺停留了兩三天，積極查明北進道路。這一帶地形，我們是十分陌生的，原有的地圖又錯誤百出，一切須重新考察研究。劉伯承參謀長費了很大力氣，廣詢當地的人民和喇嘛，才擬定了一個北進略圖。」「我們總司令部率部按照計畫，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進，不料走了一天之後就遇著大雨，我們深恐為水所阻，積極冒雨前進，夜晚支起軍氈作帳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瑪楚河上游的一個支流，橫阻在我們的面前，它原不過是一條小河溝，深不過膝，現在河水陡漲，深逾一丈，寬達三百米，我們無法通過。看形勢幾天之內河水沒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區以內，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們的乾糧又吃了大半，我們無計可施，乃決定回師刷金寺。」
如果說張國燾與中共中央的分裂是必然的，那麼這條噶曲河則是促成分裂的一個偶然因素。張國燾的回憶有誇大成分，但也是事實。草地的河流沒有固定河道，雨季洪水往往橫衝直撞，形成亂流或一片汪洋。朱德、劉伯承和五軍團是堅決主張前進的，但是沒有一支部隊渡過了噶曲河，說明當時確有洪水。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寧都起義的領導人，在河邊與張國燾衝突起來。在場的劉伯承回憶說：「（張國燾）說不過河了，要轉回去。董振堂同志是個好人，當時就說：『小河嘛，可以過去的。』張說不行，要轉回阿壩，併當即繳了五軍團一排人的槍。董振堂氣憤地和他吵起來：『國燾同志，你是用馮玉祥那一套對付我們。馮玉祥把我們當兒子，你又用這一套。馮玉祥已經垮了，你這樣做也是要垮的！』」然而張國燾一意孤行，下令返回阿壩。朱德、劉伯承也沒辦法。因為中央規定：紅軍總政委有最後決定之權。
在調頭回去時，張國燾給徐、陳去了一個電報：
徐、陳並轉呈中央：
（甲）上游偵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只能吃三天，25師只兩天，電台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嚮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
（乙）如此影響整個戰局，上次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這次又強向班佑前進，結果如此。再北進，不但時機已失，恐亦多阻礙。
（丙）擬乘勢誘敵北進，右路軍即乘勝回擊松潘敵，左路備糧後藉亦向松潘進。時機迫切，須即決執行。
1935年9月3日
徐向前、陳昌浩接到電報，大吃一驚。張國燾不但掉頭回了阿壩，現在連北進方針也不同意了。徐向前認為張國燾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一是所謂噶曲河漲水，無法徒涉和架橋。其實四方面軍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隊，就在左路軍，就地取材，營造簡便渡河工具，不成問題。二是所謂糧食缺乏。其實阿壩那帶，糧米較毛兒蓋地區要多，張國燾以前來電也說過。我們從毛兒蓋出發，每人只帶了供兩、三天食用的炒青稞，還不是通過了草地？他們的糧食絕不會比我們少，過草地有什麼不行？更何況我們還要派部隊與糧去接應他們呢！所以，張國燾這是找借口，與中央的北進方針相抗衡。」
張國燾當然不會因為一條小河過不去而改變戰略方針，對全局形勢，他有自己的考慮。當時他沒有對任何人講，在和中央分裂後，1935年10月10日他在卓木碉的一次會議上作了說明：
右路軍打勝仗，我們想胡宗南有二十七團，打坍了三團，還有二十四團。于學忠、張鈁、魯大昌共八十餘個團，洮河、夏河都有阻礙，馬（步芳）又集中二萬騎在夏河。就是我們到了哈達鋪，經過大量減員，能不能打坍敵人是個問題。假使我們打不好，西南是黃河，不能過。即使左路軍費了一切力量去會合右路軍，而又不能戰勝敵人，在洮河、黃河間敵人更容易封鎖。同時左右兩路是不能分開行動，如果經過十天草地，掉隊每團以二、三百人計，必定要減員七千人。而上萬數病號丟掉了，皮衣沒有，打騎兵沒準備，飛機易活動，政治紀律不好，回人不易解決，如拖到陝北，紅軍可以拖成小游擊隊。雖然地方寬大，而天寒人少等條件，前進困難。
這一段話反映了張國燾的真實思想，他認為北上是凶多吉少，對於荒涼的陝北地區他更不感興趣。擺在他面前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留在這裡，建立川、康根據地。他曾對劉伯承說：「革命要有靠山，有接濟，然後一突出來就能爭取革命勝利。」意思是現在中國革命處於低潮，要找一個偏僻的地方保存實力。劉伯承說：「群眾要求抗日，你不走（老在少數民族區），怎麼能搞革命呢？」反駁了他的「理論」。 第二條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紅四方面軍戰士中四川人居多，願意打回老家去。用張國燾自己的話說，是「耍回馬槍」。
決心已定，張國燾於9月5日10時致電後方的周純全、倪志亮和王宏坤，告訴他們：「我左路軍先頭兵團決轉移阿壩補糧，改道滅敵。」要他們各部隊「就現地籌糧待命」，並要他們將這一決定轉告徐向前、陳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