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方面軍的親密情誼——張國燾改變了態度——矛盾的萌芽——「統一組織」的壓力——毛澤東決定讓出總政委——蘆花會議調整組織——張國燾還要解決「路線問題」——第二次蘆花會議——通南巴問題的由來——反六路圍攻——張國燾在通南巴繼續肅反——統一戰線方面的失策——紅四方面軍被迫退出通南巴
兩河口會議之後，紅一、四方面軍開始聯合行動。從表面看，會師後的蜜月還在繼續，但在雙方的領導層內，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和誤解在暗中發展著，並且越來越表面化，令廣大紅軍戰士和基層指揮員迷惑不解。
矛盾是從哪裡開始產生的，誰也說不清楚。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會合後，廣大指戰員們親密無間，和睦相處，好比兩個久別的兄弟重逢，高興都來不及，怎麼可能一見面就互相算計呢？
當時任紅五軍團保衛局局長的歐陽毅回憶會師後的那段日子說：「我們紅五軍團與9軍的駐地緊挨著。兩支部隊經常在一起組織聯歡，參觀訪問，交流戰鬥經驗，互相檢查對方執行群眾紀律的情況，開展體育活動等友誼競賽。9軍的同志們見我們穿的比較破爛，物資十分缺乏，便主動給我們送來了酥油、炒麵，還有幾百套灰布軍衣。我們也回贈了一些槍支彈藥。那種親密無間的戰友情誼，既感動人，又鼓舞人，使大家心裡都熱烘烘的。」
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也親身感受到四方面軍戰友的情誼。過雪山的時候，他的馬死了。鄧小平只好與普通戰士一樣，靠自己的兩條腿一步步翻過大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師後，他見到了留法勤工儉學時的老戰友、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傅鍾。傅鍾看到鄧小平連一匹馬都沒有，非常同情，便慷慨地送給鄧小平一匹馬，還有衣服食品。這些東西不多，但對鄧小平來說卻是雪中送炭。鄧小平深受感動，幾十年後還念念不忘，對子女說：「過了雪山後，傅鍾送了我三件寶：一匹馬、一件皮大衣、一包牛肉乾。這三樣東西可真是頂了大事呀！」
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絕大多數是淳樸的農民，他們熱情、直爽，打起仗來十分勇猛。但是文化水平低，頭腦比較簡單，常常干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在政治上不如一方面軍的同志成熟。四方面軍的人從心裡是把一方面軍當大哥看待的，虛心向他們學習。原紅四軍的偵察參謀許昌同志回憶：「四方面軍向一方面軍學了不少東西。如保密，原來四方面軍下至連上至軍都有大旗，駐到哪裡，大旗門口一插，一行動前面扛起來走。人家不要問就知道哪一軍哪一師，以至哪一連。再如號譜，通訊聯絡，原來四方面軍使用的與國民黨的一樣。會合後，這些都改進了。」
會合以後，雙方指揮員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現在兩大主力會師了，就應該迅速地聯合起來，形成統一的力量，而不應該各行其是。懋功會師後，徐向前就建議一、四方面軍的部隊和幹部相互調劑補充。劉瑞龍回憶：「會師後，徐向前同志看到一方面軍減員太大，亟需補充，又考慮向一方面軍學習，主動向中央建議，請一方面軍調幾位得力幹部到四方面軍各軍任參謀長，四方面軍抽調建制部隊補充一方面軍。張國燾開始不同意，經徐向前同志做工作，並經中央批准，這一建議才得以實現。一方面軍派來擔任各軍參謀長的有陳伯鈞、張宗遜、李聚奎、郭天民等同志，對四方面軍部隊建設，起了積極作用。四方面軍抽調給三軍團的部隊是90師的270團和89師直屬隊共2600餘人；抽調給一軍團的部隊是98師的294團共2000餘人和11師32團1200餘人。後來，這些編入一方面軍的部隊在戰鬥中都發揮了他們的重大作用。」
四方面軍在會師初期，給一方面軍的支援和幫助是真誠的，實實在在的。他們對一方面軍是尊重的。但是張國燾認為中央犯了路線錯誤，所以打了敗仗，丟掉了蘇區，一路逃到這裡。如果不是他的接濟，很快就會被消滅。所以，中央現在應該聽他的，讓他來領導。部分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對一方面軍尊敬好奇的心理，在會合後不久便漸漸淡化了。在他們看來，一方面軍也沒有想像的那麼不得了。這支長途跋涉的隊伍，衣衫襤褸，軍容不整。對比之下，四方面軍的精神面貌要強得多。在會合之後，四方面軍的幹部很少向一方面軍講張國燾的壞話。相反，令聶榮臻極為不快的是，「在兩個方面軍會合以後，一方面軍中也確有人從一種不正確的動機出發，歪曲地把一方面軍的情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偷偷地告訴了張國燾。也使張國燾起了歹心，認為中央紅軍不團結，他有機可乘」。當時中央的一些舉動，也激化了一、四方面軍之間的矛盾。30軍領導向張國燾報告：「中央曾派遣一些調查人員到30軍中去調查實況。這些調查者往往誇大第四方面軍的缺點，特別是找到幾個軍官罵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軍中有濃厚的軍閥習氣。那些調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軍一般幹部只知道毛澤東、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員的名字這一事實，硬說第四方面軍不尊重中央。」30軍政治部把中央調查人員與他們的談話都記錄下來，交給張國燾。一方面軍的各種文件，也通過各種渠道送到了張國燾的手裡。所以，張國燾與中央的關係迅速惡化，想當領袖的慾望急劇膨脹，絕非偶然。而當時發生的一些事情和政治氣候，確實產生了對他有利的因素。
徐向前回憶說：「從這以後，我們耳聞目睹的一些不利於兩軍團結的現象，就日見增多起來。有些話很難聽。張國燾對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據說還派人找一方面軍的同志了解會理會議、遵義會議的情況等，實際上是進行反中央的活動。在此同時，凱豐、博古他們則指責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還有什麼『軍閥主義』啦，『土匪作風』啦，『政治落後』啦，甚至公開寫文章抨擊。他們這種『左』的做法，與當初剛到中央蘇區時，對待毛主席和一、三軍團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軍幹部的反感。許多指戰員想不通，憋著一肚子氣。這也給了張國燾以挑撥的借口。……再往後，教條主義者對紅四方面軍的那些指責就聽的多了，不少幹部向我反映。我雖然教育幹部不要向底下散布這些東西，但說老實話，心裡是不痛快的。四方面軍這支部隊，是從鄂豫皖的一支三百來人的游擊隊發展起來的，打了那麼多硬仗、惡仗，是黨領導的隊伍，發展到八萬多人，很不容易。儘管部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本質是好的，是堅決打蔣介石的。是實行土地革命的，是擁護第三國際的，是聽黨的話的，是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是竭誠擁護同中央紅軍會合的。怎麼又是軍閥，又是土匪，又是落後，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軍說的漆黑一團，對兩軍團結對敵，沒有任何好處，我確實想不通。」事隔多年之後，徐帥回憶起來還這樣惱火，可見當時四方面軍的幹部對中央的一些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的反感和氣憤。
張國燾回到理縣紅四方面軍總部，連續召開會議和與幹部談話，把大家的火都激起來了。於是他開始鼓動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權，理由是要「統一指揮」。7月1日，張國燾在致中央的電報中談毛兒蓋戰役實施的部隊調遣和部署時，強調指出：「我軍宜速解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反對右傾。」暗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引起部隊調動的混亂，給敵軍以可乘之機。幾天後，張國燾向中央慰問團的成員、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組充實總司令部的建議，推薦徐向前擔任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委。李富春感到事關重大，便給中革軍委領導人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發了一封電報：
朱、周、王、毛：
張國燾來此見徐、陳，大家意見均以總指揮迅速行動，堅決打胡（宗南）為急圖，尤關心於統一組織問題，商說明白具體意見，則為建議充實總司令部，徐、陳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為副總司令，陳為總政委。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慮。立復。
富春
7月6日1時
中革軍委對此保持沉默，沒有答覆。幾天後，四方面軍的電報紛紛傳來，口氣也越來越不客氣。毛澤東後來憤怒地說：「各種燕雀們都打電報來了。」就是指這些事。
7月9日，在張國燾授意下，中共川陝省委領導成員聯名致電黨中央：「依據目前情況，省委有下列建議：為統一指揮，迅速行動，進攻敵人起見，必須加強總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總司令，昌浩同志任總政委，恩來同志任參謀長。軍委設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請中央政治局速決速行。並希立復。」一個川陝省委居然對中央說三道四，插手最高領導層的人事安排，顯然是張國燾在當後台老板。中央依然沒有反應。
7月16日，陳昌浩出面了。他沒有那樣直截了當，而是委婉地致電中革軍委朱德、張國燾、周恩來、徐向前：「阿壩應速取。浩甚望指揮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