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北上實施松潘戰役計畫——藏族上層貴族煽動反對紅軍——籌糧困難——紅軍四齣尋找糧食——藏民與紅軍的衝突——後衛部隊遭到藏民和國民黨軍的夾擊——松潘戰役進展不利——紅軍在川西北陷入困境
兩河口會議結束後，根據中央決議，朱德、周恩來、張國燾、王稼祥在一起迅速擬訂了《松潘戰役計畫》，於1935年6月29日下達到一、四方面軍各部隊。
戰役部署是：紅軍主力兵分三路，林彪、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十六個團為左路軍；徐向前率紅四方面軍十個團為中路軍；陳昌浩率八個團為右路軍。三軍分路並進，準備集中優勢兵力，奪取川西北軍事重鎮松潘，控制通向甘南的道路。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和紅9軍軍長何畏分別率岷江支隊、懋功支隊掩護紅軍後方的安全。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率各警備部隊負責中央和方面軍總部機關駐地卓克基、阿壩等地的保衛工作。
紅軍剛剛開始行動，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和厄運就降臨了。它們不是來自國民黨和四川軍閥，而是來自川西北高原的自然地理環境和藏族土著居民。
川西北地區的自然地貌十分複雜，松、理、茂地區的岷山、邛崍山、大雪山高聳入雲，原始森林密布，河谷水深流急。今天這裡美麗的自然風景吸引著眾多的旅遊者，在當時卻給長征的紅軍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山高路險，部隊行進十分艱難。由於地處海拔3500～4000米的高寒地區，人煙稀少，糧食作物只有大麥和青稞，產量很低。這個荒涼地區現在一下來了十萬紅軍，他們吃什麼，到哪裡去找尋足夠的糧食和給養，立刻成了嚴重的問題。
這一地區世世代代居住著藏族人。他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的唐朝。當時，他們的祖先吐蕃人從青藏高原遷徙到這裡，為了爭奪成都平原的財富與唐朝軍隊進行多次交鋒。唐朝宰相李德裕修築的姜維城遺址，至今還雄踞在茂汶境內的半山腰上。民國以來，四川軍閥對川西藏民橫徵暴斂，濫施淫威，激起了藏民對漢人的仇恨心理。封閉和愚昧使土司和活佛成為貧苦藏民至高無上的主宰，這裡的社會還處在奴隸制和封建制的時代。紅軍突然來到這裡，打破了山間的沉寂。但他們給藏民帶來的不是驚喜，而是恐懼。
紅四方面軍剛到這裡不久，徐向前就敏銳地感覺到：「這裡的條件遠不及通南巴，發動群眾的工作困難重重。一是語言不通，障礙甚大。二是歷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閡很深，短期內不易消除。三是地廣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見不到一個寨子。四是少數上層反動的土司、喇嘛，利用他們的統治勢力和影響，暗地進行破壞活動，甚至公開組織反革命武裝。」
反對共產黨和紅軍的行動，是當地藏族土司和宗教上層人士共同策劃的。紅軍進入川西北地區後，國民黨軍隊因崇山峻岭、交通及後勤補給等方面的困難，無力派大軍追剿，於是便利用藏族宗教界上層人士和地方土司，向藏族群眾作反動宣傳。當時青海、川西的宗教領袖和土司雖然與國民黨軍閥也有矛盾，但在反對共產黨和紅軍方面，立場是一致的。1935年6月9日，蔣介石在成都召見流亡的昌都諾那活佛，封他為「西康宣慰使」。此舉被當地記者譏為「閑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而諾那本人卻感激不盡，願效犬馬之勞。6月22日，諾那發表《告康藏民眾文》，咒罵共產黨「殺人放火，劫掠姦淫，對於一切宗教，無不毀滅凈盡」。要藏族僧眾「俱宜一心一德，以與殘匪作殊死戰，無論如何，不令越康境一步」。這些宣傳對於那些信奉喇嘛教的藏族民眾，無疑有著很大的欺騙性和號召力。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四方面軍一部在傅鍾帶領下向卓克基東北的馬塘、康貓寺地區進發，在康貓寺與日頭喇嘛率領的僧眾騎兵遭遇，雙方激烈交火。傅鍾抓來兩個俘虜審問，了解情況後，立即給張國燾寫了書面報告。報告中說：「日頭喇嘛現率反動多人，已經跑往草地去了。現只留少數匿跡康貓寺左山老林中，企圖繼續擾亂。……據捉獲反動所供，他們是聽說黑水蠻子來了，如有不跑者，即被殺戮，所以他們才跑的。這完全是反動借群眾口氣，掩蓋自己的一種說話。否則他們不會嚴陣以待，公然開槍與我打仗。總之，前日雜谷腦事件，完全是該地喇嘛寺早與蘆花、黑水反動及叩山溝之番族土官頭人均有整個密謀勾結者。故前日我們政治部同獨立二師一路去大小溝、木村溝打反動時，曾捕獲三個番人，是從雜谷腦送信到黑水和左耳溝的反動回來的。」傅鍾向總部發出信息：藏族宗教上層和土司策劃的有組織的反對紅軍的活動已經開始了。
紅軍原來的打算是：按照蘇區打土豪分田地的老辦法，取得藏族民眾的擁護。然後籌糧籌款，準備北上的物資。然而現實的一切卻令紅軍戰士迷惑不解，所到之處藏民都逃得不知去向，家裡的糧食、物品都藏匿一空。沒跑的則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槍嚴陣以待，不許紅軍靠近。這使紅軍以往的政策辦法全都失靈。但是，糧食必須籌集，這是關係到每個紅軍戰士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
紅軍總政治部6月25日在兩河口發布《關於收集糧食的通知》，政策界限還是很嚴格的。其中規定：「甲、在收買糧食時，必須很好的向群眾作宣傳，使群眾自願將自己所有的糧食拿一部分出來賣給紅軍，並幫助紅軍去收集糧食。乙、收買糧食時一定要給足價錢。丙、群眾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糧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應強迫購買。……戊、群眾逃跑不在家時，購買他的糧食一定要找得鄰近的群眾同去，並將價付給鄰近的群眾，留信給逃跑的群眾。」一個星期過後，總政治部發現原訂的政策根本行不通。藏民不但全部逃跑，而且堅壁清野。如果還按老政策辦，紅軍很快就會絕糧，乃至餓死。嚴重的情況來得如此之快，迫使總政治部在7月3日下達嚴厲的訓令。指出：「目前我們正處在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的戰鬥關頭，為著實現這個歷史任務，克服目前放在我們面前的糧食困難，是具有嚴重的戰略意義的任務。估計到前進路上糧食的更形困難，和胡敵在松潘附近已經把糧食完全收集，和番人的堅壁清野，更必須決心用大力來克服糧食困難。各部隊政治部必須發動連隊用一切辦法，如沒收、搜山、收買等收集糧食。」
在這片廣闊荒涼的土地上，一場為糧食、為生存而戰的鬥爭開始了。
紅軍在藏區搜集糧食的具體過程，一、四方面軍都沒有留下完整的記載。紅二方面軍長徵結束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給中央寫了一個詳細的《二、六軍團長征的政治工作總結報告》。談到在藏區籌糧時的情況和對策，他說：
在番區解決給養，我們感覺番區糧食的缺乏，和群眾的藏匿糧食，以及群眾的逃匿山中，使我們在給養上感覺很大的威脅。搜索糧食我們所採取的辦法如下：
——搜山：群眾和土司頭人喇嘛的糧食，大部早已匿藏山上，牛羊亦早已遷避。我們為著解決給養問題，不能不實行搜山。自然我們在搜山原則上是要調查土司頭人的糧食或牛場，而徵發其一部分，盡量不侵犯群眾的利益。但實際上在山上是萬難見到群眾，無從調查與分別清楚，有時番民武裝掩護這些糧食或牛場，經我們射擊，即已逃散一空，也弄不清是誰的，所以實際上在搜山時是侵犯了群眾利益的。
——挖窖：番區糧食有許多是埋在房子里、土裡、夾牆中與偏僻的地方，我們因糧食困難，一到宿營地即實行挖窖，搜得了不少糧食。
——借貸券：我們在搜山、挖窖所得的糧食是完全不知是誰人的，給錢無法交給誰手。我們才入番區時，如群眾未在家吃了他的糧食，有的將錢放在經堂內，寫一個條子給該主人，有的交給當地某一喇嘛。結果部隊先行後進，有的番民乘前梯隊走後，即乘機亂搜。事實上這些錢不知落在該家主人沒有，因此我們由供給部印發一種借貸券（內容是：因取糧食時主人已逃，錢不便交與誰人，特按所吃糧食定出價格，說明以後如遇任何紅軍，即可持此券去接錢），在搜山與挖窖獲得糧食如無主人時留下此券。
——購買：如群眾或喇嘛在家，我們對他們的糧食一般的是用錢購買的。我們在噶多寺首先得守家喇嘛的許可，在寺內進行清查，並召集喇嘛開會，經過通事說明向他們購買的理由，取得其同意，動員他們幫助集中，按價給錢。
——樂捐：經過通事向喇嘛寺鼓動，結果喇嘛寺有自動樂捐的。（如中甸、白玉、噶多寺）
——賠償價格：收集糧食後有些群眾，有自動回來的，有因宣傳回來的。群眾回來後即召集茶話會，經通事向之宣傳鼓動，並賠償其一部分錢，這樣群眾是歡喜的。（如在黨村、中咱）
——要求賠償：我們在仁波寺時該寺喇嘛的頑強抵抗，我們死傷數人要求其賠償（多少糧食），結果他送來了一些。
應該指出，紅二方面軍是最後經過藏區的，此時藏民通過一段時間的了解，對紅軍的態度已經有所緩和。在此之前一、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