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的張國燾與毛澤東——革命的兩大山頭：井岡山與大別山——張國燾對中央的態度發生變化——「聯邦」問題的爭論——張國燾與共產國際的積怨——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中的肅反和專制
張國燾與毛澤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時期。
民國初年的北京城，是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紫禁城、中南海金碧輝煌的巍峨宮殿，顯示出當年的皇家氣派。雖然清朝廷已經被辛亥革命的大炮轟垮了，但是每月初一、十五雲集神武門前，穿著朝服戴著紅頂子朝拜遜位的宣統皇帝的前清遺老，背後拖著一條條長辮子，表現著頑固的守舊。紫禁城南面的東交民巷，又是洋人的天下。扛著洋槍的外國士兵，在中國人面前顯得驕橫不可一世。掛著民國招牌的總統府、國務院、國會等各部門，雖然出入的人員或西裝革履，或長袍馬褂，卻依然保留著滿清時代的衙門習氣。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色，在北京到處都可以看到它的縮影。
相比之下，位於沙灘的北京大學卻顯示出一股青春的活力。自從蔡元培先生就任校長以來，他以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方針，招聘來一批最優秀的學者。李大釗、陳獨秀倡導社會主義學說，並與魯迅、胡適、錢玄同等共同倡導的新文化運動，使北大名揚四海，吸引著全國的進步青年。張國燾和毛澤東都從遙遠的南方慕名而來。
張國燾出身於江西萍鄉的一個世宦之家。祖上幾代都是讀書人，通過科舉走上仕途。豐厚的田租收入，給他以優裕的生活和讀書的機會。在中學裡，張國燾與多數同學一樣，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產生了強烈的愛國心。一次到上海的機會，他結識了一位革命黨人，聽其講述辛亥革命的傳奇故事，不由大為動心，萌發了投身革命的念頭。為了實現他的抱負，張國燾考上了北大理工預科班，於1916年秋天來到北京。
進入北大後，張國燾很快就成了一個活躍分子。文科學長陳獨秀和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是他最崇拜的師長。受他們的影響，張國燾接受了社會主義理論。儘管當時還很幼稚，張國燾卻以救國和革命為己任。他先與許德珩等組織國民雜誌社，又與羅章龍、鄧中夏等組織了平民教育會。繁忙的社會活動使張國燾從課堂轉移到圖書館，在那裡他有時向李大釗先生請教，有時與同學高談闊論。可能他沒有意識到，在屋子角落的圖書管理員辦公桌旁，一位身材頎長的湖南青年在饒有興趣地聽他們講話，這位青年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是從另一條道路走到北大來的。他出身於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由於家鄉的閉塞，他最初的生活是在私塾和農田中度過的。直到18歲才有機會進入正規小學，接受新式教育。毛澤東如饑似渴地從新知識中汲取營養，由湘潭到長沙，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在恩師楊昌濟指點下，他與蔡和森、何叔衡等組織新民學會，探索真理，尋求發展機會。1918年8月，他與蔡和森、蕭子升等二十多個湖南同學來到北京，辦理赴法國勤工儉學。因為沒有錢，毛澤東與朋友們在北京過著清苦的生活。八個人擠一個大通鋪，吃最便宜的飯，但是北京的開銷使毛澤東手頭日漸拮据。肚皮填不飽，求學亦不可能，好在楊昌濟先生此時在北大任教，把毛澤東介紹給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當了一名助理員。
這份工作雖然使毛澤東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書和人，但畢竟太委屈他了。他的月薪只有8元，不抵胡適、陳獨秀等大教授的二十分之一。薪水也是地位的象徵，毛澤東在北大師生眼中，不過是個小職員。除了李大釗有時和他談談話，很少有人理會他。這使毛澤東的自尊心極受打擊。直到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還用一種凄涼的口氣對斯諾講述他在北大的經歷說：「我職位低微，無人理我。我的一項任務是登記來讀報紙的人的姓名，但對他們大部分人來說，我這個大活人是不存在的。從這些來閱讀的人中，我認出了啟蒙運動的著名領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懷著濃厚的興趣。我試圖與他們就政治和文化的問題開始交談，但他們都是大忙人，無暇去聽一個圖書管理員說南方話。」毛澤東對斯諾說：他認得張國燾，張當時是一個很激進的青年學生。而張對毛卻沒有留下任何印象。正是由於這種失落感，不到半年，毛澤東便辭去北大的工作，離開北京，回湖南家鄉去了。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北京代表張國燾，湖南代表毛澤東等出席了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由於陳獨秀、李大釗的缺席，張國燾受他們的委託，成了這次會議的主持人。當時他對毛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比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閑談的時候常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如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從建黨之初，張國燾就沒把毛澤東放在眼裡。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張國燾一直處於最高領導層。他起初分管工人運動。曾領導過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上海「五卅」運動。大革命時期，他多次作為陳獨秀的代表，周旋於國共兩黨的上層。他代表中共出席過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見過列寧。但是他也屢犯錯誤。在周恩來等籌劃南昌起義前夕，他以中央代表名義去傳達國際的指示，阻止暴動。在周恩來、惲代英的強烈抗爭下，他才被迫服從大家的決定。為此，他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受到嚴厲批評。
而毛澤東卻沒有這般的風光，他一直紮根在中國的土地上，紮根在中國的最底層——廣大的農村之中。從井岡山開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一個中央蘇區來。但他卻一直受到那些留蘇派的譏笑，被認為是「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自從上海中央遷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便屢受排斥和打擊，終於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被蘇區中央局的負責人趕下了台。直到遵義會議前的三年中，毛澤東都是在鬱悶孤獨的痛苦中度過的。他曾流著眼淚對來訪的老部下龔楚說：「現在我們井岡山的同志吃不開了，只好慢慢忍耐了。」在遵義會議上，博古等留蘇派領導人已經受到大多數紅軍將領的批判，毛澤東重新掌權已成定局時，凱豐還輕蔑地對毛說：「你懂什麼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所以，毛澤東對那些只懂得夸夸其談馬列教條，動輒揮舞棍子打人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是深惡痛絕的。
張國燾自1931年到鄂豫皖蘇區任中央分局書記，在紅四方面軍徐向前等將領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有人形象地比喻說：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就是兩個山頭：一個是井岡山，一個是大別山。前者的領導者是毛澤東，後者就是張國燾。張國燾雖然到鄂豫皖蘇區時間不長，但他資格老、口才好，有組織能力。這兩大蘇區都曾發展到十萬紅軍。無論是在鄂豫皖，還是在通南巴，張國燾都是說一不二。他已經習慣於發號施令，不習慣屈居他人之下。現在與中央會合了，黨內論資歷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他張國燾。在兩河口他與毛澤東會面，雖然相敬如賓，卻沒有什麼心裡話好談。為了摸中央的底，他特地問周恩來：中央紅軍有多少人？周恩來故意往多里說：有三萬（實際不足兩萬）。張國燾臉上顯露出得意的神態，說：我們有八萬。從這時起，張國燾的熱情，就已經大大降了溫。
兩河口會議結束後，張國燾與中央慰問團一行返回紅四方面軍總部。到達雜谷腦鎮（今理縣城關），張國燾找了個借口，把劉伯承、李富春等都留在那裡（當地是張創建的「西北聯邦政府」駐地），自己則快馬加鞭地趕回茂縣紅四方面軍總部，同徐向前、陳昌浩商量。
此時，留在總部的徐、陳二人正滿懷希望地盼著張國燾回來，聽聽中央對下一步戰略行動的指示精神。徐向前回憶說：「張國燾從兩河口返回茂縣途中，經下東門見到了我。他對會見中央領導及兩河口會議的情況，不願多談。只是說中央紅軍一路很辛苦，減員很大，和我們剛到通南巴時的情況差不多。我最關心的是下一步向哪個方向打？他說：中央的意見，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圖發展。我看還是先取川西南比較好，否則兩河口會議結束後，糧食給養都不好辦。」徐向前當即向張分析了南下與北上的利弊得失，委婉地勸說張國燾還是北上為好。「張國燾沉思良久，最後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堅持南取邛崍山脈地區的意見。」
陳昌浩回憶：「張國燾在前面開了兩河口會議，打回來個電報，內容大意是情況不妙，可能是說中央紅軍留下不多了，埋藏好久的篡黨思想可以公開了。會後中央派劉伯承和張國燾回來傳達，但張國燾在路上把劉伯承留下了，只是他一個人回來，完全用他自己的觀點來解釋，好多都是他臆造的。張國燾走之前我內心對毛主席還是欽佩的，感到中央紅軍發展很大。但張國燾回來後談的一切都是為了攻擊黨中央以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