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韓東山在懋功等待中央紅軍到來——中央紅軍前衛團在夾金山下與四方面軍會師——中央與紅四方面軍川西會師的計畫——四渡赤水擺脫國民黨軍堵截——會理會議——中央紅軍的困難局面——鼓舞人心的紅四方面軍來電——張國燾、徐向前籌備迎接中央紅軍——毛澤東初會李先念——一、四方面軍大聯歡
1935年6月12日，夾金山腳下的懋功（今四川小金縣達維鎮），一位年輕的紅軍指揮員——紅四方面軍9軍25師師長韓東山，帶著他的戰士已經在這裡等了五天。
十天前，韓東山被緊急召到理番（今理縣）的方面軍總指揮部。一進門，身材消瘦的總指揮徐向前神采奕奕地對他說：「韓師長，我們馬上就要同中央紅軍會合了！」
「真的？」韓東山喜出望外，簡直不敢相信。
「真的。」徐向前嚴肅地開始向他下達指示：「中央紅軍佔領了瀘定橋，現在經天全、蘆山向寶興急進，擬定在懋功與我們會師。你們馬上做好戰鬥準備，為中央紅軍進入懋功打開通道。會師後，向中央首長彙報我們的情況，並掩護中央紅軍安全通過夾金山。以後具體行動，由30軍政委李先念同志指揮。」最後，徐向前又特別囑咐道：「中央紅軍行軍快一年了，部隊很苦。要虛心向一方面軍同志學習，注意搞好團結。」
韓東山興沖沖地回到部隊，在李先念的指揮下，25師作為先頭部隊，由汶川向懋功迅速前進。一路打跑了四川軍閥鄧錫侯的少數殘兵，於6月7日佔領達維鎮。李先念在懋功縣城設立了指揮部，他們都急切地盼望著中央紅軍的到來。
6月12日清晨，夾金山下濃霧瀰漫。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2師4團政委楊成武和團長王開湘帶領這支先頭部隊，剛剛翻過大雪山。疲乏不堪的隊伍正沿著小路前進，想找個休息的地方。突然前面響起了槍聲，戰士們立刻警惕地握緊武器，準備向前衝殺。
楊成武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團長和我跑向前衛班，觀察前面的情況。從望遠鏡中看見山下不遠是一個頗大的村莊，在村子周圍的樹林中，影影綽綽地有不少人來回走動，他們身上背著槍，頭上戴軍帽，顯然是一支軍隊。是自己人？我們是前衛團，前面再沒有自己的部隊了。這一情況著實使我們納悶。團長和我研究後，立即派出三個偵察員去探明情況，並試著叫司號員用號音同他們聯絡。他們回答了。但從號音中也判斷不出是敵是我。我們只得以戰鬥姿態向前推進，忽然，山風送來了一陣很微弱的呼聲，於是我們加快速度前進。漸漸地這聲音越來越大了，彷彿聽見是『我們是紅軍！』」
原25師戰士宗國治回憶說，當時「大霧很濃，四外什麼也看不到。我們正說笑的走著，猛然聽見前面槍聲響起來了，大家的精神都緊張起來。霧漸漸地小了，模糊的能看出四外的東西了，這時我們將衝鋒用的軍旗展開，插在陣地上。可是我們看見對方也插起了和我們同樣的軍旗，旗上同樣繪著鐮刀箭頭，這時我們開始意識到是誤會了。經過雙方的詢問，的確真的誤會了，原來是毛主席帶領的中央紅軍向我們這來會合」。
楊成武派出的偵察員飛奔回來，邊跑邊喊：「是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呀！」頓時，山谷中響起了一片歡呼，兩支紅軍蜂擁而下，彙集在一起緊緊握手，熱淚奪眶而出，長時間地沉醉在歡樂中。
長征途中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師，究竟是偶然的巧合，還是雙方有計畫、有組織的行動？學者們為此爭論不休。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很明顯，雙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裡。約在六月初，雙方都大概估計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他認為，毛澤東決定翻越夾金山是一次冒險，「他對越過這座大山後能否與張國燾會合毫無把握」。
其實，為了這次會師，中共中央和張國燾已經等待了很長時間。
1934年12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貴州時，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19日致電正在川、陝革命根據地通（江）、南（江）、巴（中）地區與四川軍閥激戰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要他們「重新準備進攻，以便當野戰軍繼續向西北前進時，四方面軍能鉗制四川全部的軍隊」。1935年1月22日黨中央遵義會議結束後，中革軍委又致電紅四方面軍總部，通報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對下一步的行動方針作了指示。
張國燾回憶：「1935年1月中旬，我們在寧羌地區接到中共中央來電，告訴我們遵義會議決議的大要。其內容是確認中共中央蘇維埃運動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軍事路線卻犯了嚴重的錯誤，主要是中央紅軍在江西蘇區，誤用保衛蘇區的口號，採取了保守性的軍事防禦策略，放棄了游擊戰爭的優良傳統，因而招致了軍事上的失敗。此外，這個電報還告訴我們，中央政治局增選毛澤東為委員。」（應為政治局常委——作者注）
中革軍委給紅四方面軍的電報中說：「為選擇優良條件，爭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指中央紅軍）轉入川西，擬從瀘州上游渡江。若無障礙，約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為使四方面軍與野戰軍乘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以前，密切的協同作戰，先擊破川敵起見，我們建議：你們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鉗制劉（湘）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故你們宜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於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
接到中央電報後，紅四方面軍總部立刻開會研究。三位決策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都認為：如果不是中央紅軍的處境相當艱難，中央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因而西進策應中央紅軍作戰是頭等緊要的事。大家一致決定，放棄在陝南地區與胡宗南、楊虎城作戰的計畫，西渡嘉陵江，到川西北去，與中央紅軍會合。為了實現會師，紅四方面軍放棄了剛剛建立不久的川陝蘇區，集中八萬大軍，突破了蔣介石和四川軍閥的層層封鎖，於1935年5月中旬到達四川西北的松（潘）、理（縣）、茂（縣）地區，在那裡休整，等待中央紅軍的到來。
這時，紅一方面軍正由會理、冕寧一線北上。消息傳來，紅四方面軍總部在茂縣開會，研究如何迎接中央紅軍的到來。首先確定由30軍政委李先念率部隊前往懋功一帶，掃清敵人，迎接中央紅軍。其次是要求部隊做好兩大主力紅軍會師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這個崇山峻岭、地廣人稀的偏僻地區，頓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鬧景象。
徐向前元帥回憶：當時紅四方面軍上上下下都在大力籌集為中央紅軍準備的各種物品。「西北高原氣候變化多端，晝暖夜寒，要多籌集些羊毛羊皮，製作毛衣、毛襪、皮背心。根據我軍西征轉戰的經驗，炊具容易丟，伙夫不夠用，部隊經常開不上飯，直接影響行軍和作戰。估計轉戰中的一方面軍也會遇到同樣的困難，所以我提議從各部隊抽一批炊事員，帶上糧食、鹽巴、炊具，跟八十八師行動，會師後立即補充到一方面軍，先解決吃飯問題。……一些重要地點，總經理部分別設立了糧站，專門積蓄糧食，有的糧站積存達二百萬斤以上。鹽巴極缺，各部隊都組織了些人到山裡選石頭，熬鹽巴（那帶有種白石頭可以熬鹽）。指戰員普遍會打草鞋，又學會了剪皮衣服，撕毛線，捻羊毛，制毛衣、毛背心、毛襪子。從前方到後方，從總部機關到連隊，從地方政府到人民群眾，處處在為迎接中央紅軍忙碌，氣氛熱烈而緊張，十分感人。」
在大雪山的那邊，毛澤東正率領中央紅軍在崎嶇荒涼的深山峽谷中，艱難地向北行進著。
此時，毛澤東的心情，並非像長徵結束後宣告「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那麼豪邁瀟洒。自從年初的遵義會議恢複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以來，挽救中央紅軍的重擔就壓在了他的肩上。他心裡非常清楚，離開江西蘇區根據地的八個月來，中央紅軍的命運時刻處在危險之中。去年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十萬人銳減到不滿三萬。長時間的行軍，沒有根據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和飛機轟炸下疲於奔命，部隊的情緒相當低落。掉隊和逃跑造成的減員遠遠超過戰鬥傷亡，如何收拾博古、李德留下的爛攤子，恢複紅軍的士氣和戰鬥力，從國民黨軍隊和地方軍閥的包圍中突出去，是毛澤東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左」傾冒險主義領導人的瞎指揮，使中央紅軍內部的狀況十分混亂。從遵義會議後總政治部主任王稼薔（祥）、副主任李富春下達的一系列整頓部隊的命令中可窺一斑。1935年2月18日《由川南回師東向對政治工作的指示》中說：「自遵義出發後，由於疲勞、給養之不足，特別是政治工作的不深入，除個別部隊外，部隊中散漫疲勞現象是在增長，軍紀風紀相當鬆懈。階級路線與群眾路線不能嚴格遵守，幹部中責任心的懈怠與軍閥殘餘的增長，階級警覺性的減低，更可能便利個別分子不滿情緒的增長與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減員較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