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已屆七十六歲高齡的鄧小平同志在回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時說：「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鄧小平又談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困難處境：「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路遙知馬力，患難見情真」。
周恩來和鄧小平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同舟共濟，結下了純真的親如手足般的戰鬥友情。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中，他們的這種情誼得到了新的升華。
早在一九六五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開的一次小型會議上，周恩來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談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時，他根據毛澤東本人關於接班人的意見，曾毫不遲疑地舉出鄧小平的名字，認為鄧可以接替毛來「掌舵」。因為周恩來對鄧小平的品德、才幹、為人是最了解不過的。不幸的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把矛頭錯誤地指向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江青一夥煽動群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則千方百計地關心和保護他們。
一九六六年八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原定從一日開到五日，開五天。到八月四日，突然決定會期延長，開政治局生活會。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劉少奇、鄧小平。生活會一開始，打頭陣的是謝富治。幾次會上只有周恩來、陶鑄不發言，即使是那種為應付場面的「違心」的話也沒有說過。十一月，中央政法學院群眾組織開會批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妄圖從他身上追挖「黑線頭目」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得知後通知新華社：劉、鄧的問題中央已經解決，不要在群眾中搞，中央不支持他們開這樣的會，新華社、人民日報、廣播電台都不準派人去參加。周恩來向鄧小平打招呼，要他盡量少出中南海。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的慫恿下，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門外用高音喇叭日夜狂吼要揪斗劉少奇、鄧小平等，被周恩來斷然阻止。他說：「即使是犯了路線錯誤的同志，也不能說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的。」他多次指出：「對劉、鄧不能採取揪斗辦法！」
一九六九年秋，黨的九大開過不久，黨中央對在京的老同志作出「戰備疏散」的安排，決定將「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讓鄧在有限的範圍內半勞動、半休息。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就在林彪下達「一號命令」企圖迫害鄧小平的同時，周恩來接連從北京打電話給江西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對鄧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別指示和交待，明確要求當地加以照顧，具體到地點、住房、安全、生活和醫療條件等。當周恩來了解到江西省革委會負責人原先將鄧小平安置贛州的意見後，當即予以否定，並提出「贛州離南昌較遠，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區，生活條件較差，故將鄧一家安排在這裡不妥」。
隨後，周恩來又提出具體建議：應選擇南昌市郊為宜，所住房子也應是一棟兩層的樓房，樓上是鄧小平夫婦居住，樓下為工作人員住，並且最好是獨門獨院，即能出來散步，又能保證安全。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意見，江西省核心領導小組撤回了原來的安排，最後將鄧小平一家安置在位於南昌市郊新建縣望城崗的一套某步兵學校校長（少將）的住宅（通稱「將軍樓」），其條件基本符合周恩來提出的要求；而鄧小平「下放勞動」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也離其住處不遠。該廠負責人羅明表態說：「保護鄧小平絕對安全的問題，是周總理指示的，我們要不打折扣地執行總理的指示。」
儘管如此，周恩來還不放心，直到江西省核心領導小組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實，久懸在周恩來心中的「石頭」才算落了地。同年十月二十日，鄧小平夫婦等乘飛機離京直飛南昌。從此開始了半勞動、半讀書的「謫居」生活。打這以後，為國內外紛繁事務纏身的周恩來，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鄧小平一家。
一年後的一九七零年秋，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就在這次會議上，林彪一夥為搶班奪權而大鬧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終因過度疲勞導致心臟病發作，在場醫務人員立即進行搶救。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周恩來對身邊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這裡（指江西）現有我兩個熟人呢！一個是你的同行，她叫鄭淑雲（即周總理保健護士，當時在衛生部江西『五七』幹校勞動）；另一個是我的同行，叫鄧小平，現在南昌附近住。一個『鄭』，一個『鄧』，兩個『耳刀』嘛！」在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羽翼豐滿、權力炙手的一九七零年秋天，周恩來竟直呼戴著「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帽子的鄧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見鄧在周心目中所佔有的位置。
一九七一年九月，周恩來以其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特有膽略、魄力和智慧，全力輔佐毛澤東，果斷地處置了「九·一三」林彪反革命叛逃事件。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鄧小平夫婦在他們「下放勞動」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內，「享受」了一次「革命群眾」的政治待遇——和該廠全體工人一起聽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的文件傳達。「九·一三」事件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抓住時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旗幟，實際上是對經歷了五年多劫難的黨和國家的「創傷」做某些「癒合」工作，是一次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初步糾正。就在領導這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千方百計為他們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創造條件。
一月十日，陳毅追悼大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毛澤東親臨追悼大會。在同陳毅親屬張茜的談話中，毛澤東連聲稱陳毅「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他還指著在座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說道：「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也提到鄧小平，並且是把鄧和時任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的，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顯然，毛澤東是將鄧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對立面」。對在場的周恩來來說，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個信號。他深知，「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勢必會帶動一大批「文革」中犯「錯誤」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此時，他多麼希望這些老同志早些得到「解放」啊！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來，為鄧小平早日「復出」廣造輿論。與此同時，周恩來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種場合，將毛澤東談話的內容「捅」出去。同年一月下旬，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地一個會議的代表時，當著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確談了鄧小平的問題。他提出：在揭批林彪的過程中，一定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林彪這夥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鄧小平極其敏感高層政治氣候的變化，於這年八月三日親筆致信毛澤東，向中央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請求。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就該信批示周恩來，著重指出了鄧小平的歷史功績。和鄧小平關係甚篤的周恩來，得到「尚方寶劍」，深感鄧小平「復出」有望。他及時把握這個「契機」，立即把毛澤東的批示和鄧小平的信件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十五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這一批示，又以中央的名義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恢複黨組織生活，參與一些調查研究活動，並指示將原來的公務員、秘書調到鄧小平身邊幫助工作，批准鄧小平提出的關於讓其子鄧朴方回京治病的請求。
然而，就在這時，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遇到了來自江青一夥的巨大阻力，鄧小平「復出」的問題也被「四人幫」颳起的政治風沙遮蓋起來，致使毛澤東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指示被「束之高閣」長達四個月之久，直到當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再次就鄧小平等老同志的問題找周恩來談話。
十八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勢激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此事情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棒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志注意幫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況，可問他關於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