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大家來參觀，在這裡，我們主要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總理——周恩來光輝的一生。（共分八個部分介紹）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祖父周殿魁（應為周起魁）、叔祖父周亥祥遷居到江蘇淮安後，就合買了這幢坐落在淮安城內駙馬巷的住宅。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周恩來就誕生在這個房間里，取幼名大鸞，在他不滿周歲時，就被過繼給了病重的小叔父周貽淦為子，五歲時，他入家塾讀書，取學名恩來，字翔宇，先後在淮安的周氏家塾、淮陰的萬氏家塾和陳家花園的家塾中就讀，並曾在表舅龔蔭蓀家中寄讀。
一九一零年春，十二歲的周恩來離家到了瀋陽，先在銀崗書院讀書，後轉入了東關模範學校，一次，在回答老師「讀書為了什麼」的提問時，他答道：「為了中華之崛起。」他在作文《東關模範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中提出：教與學的目的，都是為國家造就人才，使國家富強起來。
在東關模範學校讀書期間，周恩來還多次察看了瀋陽南郊魏家樓的日俄戰爭遺址，聽當地老人訴說當年侵略者血洗這個地方的情景，這給了少年周恩來以強烈的震撼。
一九一三年八月，周恩來考入仿照歐美近代教育制度開辦的天津南開學校，第二年，他與同學張瑞峰、常策歐發起成立了全校性學生團體——「敬業樂群會」，主持出版了會刊《敬業》，並擔任校刊《校風》的編輯、文苑部部長和經理部總經理。周恩來還積极參加南開新劇團的演劇活動。當時，由於社會習俗，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周恩來就在《仇大娘》、《一元錢》等劇中扮演女主角。
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天津南開學校。
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來東渡日本，尋求救國之道。臨行前，他寫下了著名的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在日本期間，周恩來開始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傳播者河上肇主辦的《社會問題研究》雜誌問世後，周恩來是這個雜誌的熱心讀者。
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來離開日本回國，投身到偉大的「五四」運動的浪潮之中。成為天津「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主編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寫文章指導天津的學生運動。發起組織了天津學生進步團體——覺悟社，並出版社刊《覺悟》。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來等領導數千天津學生奔赴直隸省公署請願，抗議反動政府的賣國行徑和對愛國運動的破壞，遭到反動當局的拘捕，在羈押期間，周恩來思考了許多問題，他在後來談到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時說：「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七月，在被捕代表的鬥爭和各界人士的聲援下，反動當局被迫釋放了被捕人員，由周恩來編寫的《警廳拘留記》和《檢廳日錄》，記載了被捕代表在獄中鬥爭和學習的情況。
八月十六日，覺悟社等五個進步團體在北京陶然亭集會，商討愛國運動的發展方向和聯合鬥爭的問題，李大釗、周恩來、鄧穎超等參加了這次會議。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上旬，周恩來遠涉重洋，來到馬克思的故鄉——歐洲，求學考察，尋求真理。他先後到過英國的倫敦、法國巴黎、德國柏林。經過反覆學習和思考，周恩來終於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確立共產主義信念。一九二一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從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從這一天起，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用行動履行了自己的誓言：「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它宣傳奔走。」
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一九二三年二月又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周恩來直到一九二四年回國，一直是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在周恩來起草的章程中，規定申請入團者必須做到「對於共產主義已有信仰」。在此期間，周恩來還領導出版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刊物《少年》（後改名為《赤光》）並在刊物上發表了大量文章。
在旅歐期間，周恩來就注意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周恩來受黨的委託，與奉孫中山之命在法國籌建國民黨支部的王京岐商談國共合作問題。參加了旅歐國民黨支部的籌建，並曾擔任負責人。
一九二四年夏，周恩來奉調回國，這是巴黎國民黨支部部分成員歡送他回國時的合影。
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來到達國共合作後的廣東政府所在地——廣州，先後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周恩來就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以其出眾的才華，創造性地開展了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在討伐軍閥陳炯明的兩次東征中，周恩來領導下的東征軍政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當時出版的《政治周報》中「東征紀略」一文，記述了在第二次東征中，周恩來擔任東征軍總政治部總主任，領導東征軍政治部工作的情況。
周恩來與鄧穎超在「五四」運動期間同是覺悟社的成員，在周恩來旅歐期間，通過通信確立了戀愛關係。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他們在廣州結婚，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們經歷了無數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始終生死不渝，患難與共，給後人留下了值得永遠傳頌的佳話。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周恩來奉調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上海區軍委書記等職。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同上海區委負責人羅亦龍，越世炎等一起領導了上海八十萬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寫下了中國革命史上的光輝的一頁。作為這次起義的總指揮，周恩來堅決果斷，細緻周密、從容沉著、指揮若定的領導才能，由此也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推崇。
周恩來始終沒有忘記當年與他一起參加巷戰的老工人，一九五七年，他在上海親切會見了當年參加第三次武裝起義的老同志。
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月，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四月，周恩來、趙世炎等致電中共中央，建議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為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在南昌領導發動武裝起義，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周恩來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內，周恩來召集重要會議，宣布前敵委員會成立，他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並在這個辦公室里制定了起義的方略。
南昌起義是我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端，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一次偉大壯舉。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四十五次會議決定，以八月一日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也就是今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等先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個主要創建人之一。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的近郊召開，周恩來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在會上作了《組織問題報告》和《軍事運動報告》在這次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長和軍委書記。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周恩來又回到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持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會議的決定，主持起草中共中央致紅四軍前委的信，對紅四軍的工作作了明確的指示，即著名的「九月來信」，這個指示對於統一紅四軍黨內思想，開好「古田會議」起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來在白區堅持了長達四年的地下鬥爭，對保存黨的精華，恢複和發展白區、蘇區的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又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紅軍總政委和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間，他和朱德一起，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成功經驗，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紅軍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堅決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銷了李德、博古對軍事的領導，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紅軍經過無數的艱難險阻，終於勝利到達了陝北。
由於日本對中國侵略不斷擴大，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為了捉進抗日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