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弗格森談《419》
秦紅梅/譯
威爾·弗格森(Will Ferguson)，加拿大著名小說家和旅行作家，1964年10月12日出生於加拿大亞伯達省北部一個小村莊，16歲時棄學離家週遊世界，沿途打零工，後又返回家鄉完成了高中學業。中學畢業後，弗格森參加了加拿大青年志願者團體卡蒂馬維克，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南部基洛那的博物館、南安大略省的一家療養院和魁北克省的一個自然保護公園區工作過，這些經歷真實地記錄在《我是一個少年卡蒂馬犧牲者！》U Was。Teeima-11ctiml，1998)中。1985年，弗格森參加了加拿大與發展中國家的海外交流計畫「加拿大世界青年」，在此期間先去了安大略省的新利斯基爾德，在一個農學院工作，干過鏟糞、放牛等零活。1985年冬天他去了南美洲的秘魯和厄瓜多，與當地土著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他把這段經歷寫進了《我為什麼痛恨加拿大人》(Why I Hate adians，1997)中。1986年從南美洲歸來後，弗格森進入多倫多的約克大學電影學院，學習電影製作與劇本創作，並於1990年獲得藝術學士學位。畢業後他先是給一家電視台的專欄節目做外景助理，之後以「交流教師」的身份去日本教英語，在日本一待就是五年，其間結識了一日本女友。在這五年期間，除游遍日本外，弗格森還背著行囊遊歷了韓國、馬來群島、印尼和中國大陸。在《與佛一起搭順風車》(llitg Rides with Buddha，2005)中，弗格森詳細描述了他在日本遊歷過程中搭便車的經歷。1995年他與女友在日本熊本市舉行了婚禮，婚後不久移居加拿大，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停止遊歷的腳步，而是繼續撰寫旅行回憶錄，先後出版了《走出貝爾法斯特》(Beyofast，2009)、《加拿大餡餅》(adian Pie，2011)等。此外，弗格森迄今出版的三部長篇小說也引人注目：《幸福》(llappiness，2001)、《西班牙蒼蠅》(SpanishFly，2007)和《419》~1g，2012)。
弗格森是加拿大目前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除著有遊記和長篇小說之外，他還有短章發表在《紐約時報》、《財經時報》和《君子》等報刊上。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出版，並獲得諸多文學獎項。這部最新小說《419》更是為弗格森贏得了崇高聲譽，除在2012年榮庸加拿大最高文學獎項之一的吉勒文學獎(Giller Prize)，還在2013年奪得加拿大書商協會藏書票獎之年度小說獎(Libris Awards from the ad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for Fi Book of the Year)。
以下是企鵝出版社(加拿大)提供的對威爾·弗格森的專訪。
◇你是怎麼想起來寫一部關於419詐騙行為的作品的？
◆這純屬偶然。當時我正在研究我先前的一部小說《西班牙蒼蠅》，這部小說講述了大蕭條時期在一個爵士俱樂部里發生的騙子和應召女郎的故事。在研究過程中，我無意中讀到了關於419網路詐騙的介紹。一開始這並沒有引起我的興趣，因為我當時只關注經典的「黃金時代」的詐騙，而419涉及到了電子郵件這種當代社交手段，但是有一個腳註這樣寫道：今天的419電子郵件詐騙就是起源於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西班牙囚犯」詐騙的翻版。
這句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於是我查閱了關於「西班牙囚犯」的內容，得知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英國海軍擊潰後，很多英國人溺水而死或失蹤。不久，一些郵件就流傳開了——當然不是電子郵件，而是用羽毛筆蘸著墨水寫的：「親愛的先生，我是一名被囚禁的英國紳士的女兒，需要你的幫助……」當意識到充斥著我的收件箱的郵件可以追溯到500年前時，我知道我在這些垃圾郵件里發現了某種存在於人性中更深層的東西。
◇在《環球郵報》對你的一次採訪中，你提到這本書的創作初衷只是講述一個比較傳統的故事，聚焦於發生在勞拉身上的故事以及西方人對419的看法。是什麼促使作品後來在視角和結構上都發生了巨大轉變？
◆當我跨越到窗戶或鏡子的另一邊時，一切都改變了。在研究419詐騙行為的過程中，我對奈及利亞有了更多的了解。而我了解得越多，越是強烈地意識到真正的故事發生在那裡。奈及利亞自身就是一個場面宏大、充滿了悲劇性和英雄氣概的令人生畏的故事，因此我開始著手塑造來自奈及利亞不同地區的人物：北部的薩赫勒、西部約魯巴的拉各斯、東部的尼日三角洲。這樣一來小說就有了生命，讀起來令人震撼。
◇除小說外，你還出版了一些很受歡迎的旅行回憶錄，講述了你在世界各地的旅行經歷，但我知道要是出於研究的目的去奈及利亞是辦不到的，而你在《419》中對它的描述卻給讀者帶來了一種強烈的真實感，你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
◆說實話，寫小說比寫遊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除了那些身著防彈衣的蠻幹的調查記者們以外，尼日三角洲外圍對其他人來說是禁區，而卡杜納周圍的薩赫勒地區在不斷發生種族衝突。(納姆迪和喬去北方時經過的媽咪市場後來就遭到了極端分子的轟炸。)因此我只好依賴深入的閱讀以及熟悉奈及利亞風土人情的文字校對員。不管怎麼說，這畢竟只是一部小說，不是旅遊指南，也不是關於奈及利亞或加拿大卡爾加里的旅行隨筆。
◇關於419詐騙實施過程中涉及到的技術問題以及各種反419的國際機構所履行的法律程序，你做了哪些研究？
◆勞拉的父親收到的大量電子郵件是直接從真實的419受害者們收到的郵件中得來的。我還和卡爾加里警署的經濟犯罪科的警司進行了長談，其中包括兩名負責處理此類詐騙案的偵探。我採訪了加拿大高級檢察官並和事故重現組的隊員一起深入案發現場考察。我問了很多問題並做了大量記錄，不僅包括犯罪的細枝末節和警方開展的調查，還包括偵探、檢察官以及警官們說話的方式、語調及所用辭彙。卡爾加里的警司對我寫作《419》所給予的幫助是不可估量的。我以前從沒寫過警察辦案方面的內容，因此這對我來說是全新的。
◇在現實生活中，這類網路詐騙對於受害者來說幾乎不會有好結果。在《419》中，儘管勞拉這個角色的結局也許算不上圓滿，但也是一個她可以接受的結果，因為她給了阿米娜的未來一個機會。對你來說，在這樣一個通常令人傷心欲絕的故事的結尾讓讀者看到一些希望很重要嗎？
◆勞拉的父親沒有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並非故意)，她的確把一個女孩從絕望中救了出來。然而，對我來說，重要的是阿米娜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取得成功。如果故事結束時她從飛機中走了出來，我想她就會欠勞拉很大一筆人情債，因為按照人們普遍的看法，一個人若能移居西方的一座城市就是一個「勝利」，而阿米娜想要的只是一個帶住所的市場攤位及其孩子有保障的未來，她恰恰得到了這些。作為作者的好處之一就是能給你作品中的人物以期盼的東西，滿足他們的希望。對我來說，真正的問題是：最後勞拉有沒有給布里瑟布瓦開門。說實話，我自己也不確定，我希望如此，但是又非常懷疑。
◇作為讀者，我們不得不追問那些在小說的發展過程中贏得了我們同情的人物行為背後的道德。在很多方面，我們比勞拉、納姆迪和阿米娜更糾結於他們所作決定的道德寓意。作為一名作家，把這樣令人同情的人物置於一個道德灰色地帶對你來說是不是很難？
◆不，事實並非如此。我認為一個人的本性(無論是，在小說中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是通過他所做的事情揭示出來，而不是通過他的想法揭示出來。我不是那種「老年角色回顧過去並進行反思」的故事流派的粉絲。我認為生活把決定強加於我們，我對人物對事件的反應、他們的選擇和他們的所作所為更加感興趣，我認為這才是衡量一個人的真正尺度。
◇在《溫哥華太陽報》對你的採訪中，你提到阿米娜的靈感來自於一個真實的奈及利亞婦女，你能給我們講講她的故事以及你是如何把她的故事融合進小說中的嗎？
◆有幾位讀者對阿米娜這個角色的「未解之謎」進行了評論，這有些可笑。我始終認為她要逃離的東西以及為什麼要逃離這些東西在小說中已經很明顯了。如果你想確切地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你可以查查真實的阿米娜的案例，一個來自奈及利亞北部薩赫勒地區名叫阿米娜·拉瓦爾的年輕女人。
◇在這部小說眾多的人物中，你最喜歡哪一個？在創作過程中，有沒有某個人比其他人讓你花費更多心思？
◆勞拉這個角色最難寫，因為我不想採用偷懶的方法，把她塑造成一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