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斯特洛夫坐在沙灘上，將腳趾埋在沙里。這片沙灘深受附近城市羅斯托夫頓居民的喜愛，該城距離這裡大概四十公里左右。今天也不例外，沙灘上人群熙攘。好像該城的居民全部從冬眠中蘇醒過來，漫長的冬季讓他們的皮膚都失去血色。他能從這些人的體型猜測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嗎？體型較胖的人也許是某號重要人物，不是工廠管理人員，就是國家安全部高級軍官——不是拿腳踹門的那種，而是在表格上簽字的那種。內斯特洛夫盡量不與他們的視線接觸。他只關注自己的家人，他的兩個兒子正在淺水裡嬉戲，他的妻子就躺在他身邊，側著身在睡覺——雙眼緊閉，兩手插在腦袋下方。乍一看，他們似乎非常滿足：完美的蘇聯家庭。他們有充足的理由放鬆下來——他們在度假，駕駛的是官方民兵用車，用的是國家燃料券，這些都是對他成功、謹慎、有效地處理兩樁謀殺案件調查工作的獎勵。他們讓他放鬆放鬆，這是對他的命令。他在腦海中重複著這些話，仔細咂摸話中的諷刺意味。
瓦爾拉姆·巴比尼奇的審判持續了兩天，他的辯護律師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辯。根據法律程序，被告方只得依靠原告及律師所使用的相同的專家證詞。他們不能有自己的獨立證人。內斯特洛夫不是律師，無須理解這種安排所帶來的巨大好處。在巴比尼奇的案件中，這名被告必須在檢察當局沒有安排證人的情況下證明他的「精神失常」。由於379醫院沒有精神病醫生，檢察當局挑了一名沒有經過任何特殊訓練的專家來做鑒定。這名醫生聲稱，他認為瓦爾拉姆·巴比尼奇能夠明白是非之間的差別，知道謀殺是不對的；被告的智商誠然有局限，但足以理解犯罪的概念。畢竟，他在被逮捕的時候說了一句：
我遇到大麻煩了。
被告別無選擇，只得再傳上同樣這位醫生，試圖提出不同觀點，但瓦爾拉姆·巴比尼奇被判定有罪。內斯特洛夫收到一封列印信件，信件內容確認子彈穿過這位十七歲少年的後腦勺，他雙膝跪地而亡。
提亞普金醫生的案件所花時間較少，幾乎不到一天。他的妻子出庭作證，說他具有暴力傾向，描述他的病態幻想癥狀，聲稱她之前沒有提出來的唯一原因就是擔心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不保。證詞內容換來的結果是她被調到烏克蘭的一個城鎮——沙赫蒂，在那裡，她可以不用繼續活在丈夫的污名之下。由於出了沃瓦爾斯克鎮，沒有人聽說過這起犯罪，她因此也無須改名換姓。
隨著這兩樁案件的塵埃落定，法院以反蘇行為對將近兩百個人進行訴訟。這些同性戀者分別被判五到二十五年苦役。為了儘快處理這麼多案件，法官根據這些人的僱用記錄、擁有幾個孩子以及最後根據他們指稱的性伴侶數量來制定判刑方法。如果是黨員，則被認為與被告身份不相符合，因為他們讓黨名譽掃地。他們的覺悟本來應該更高，因此被剝奪黨員身份。儘管開庭程序枯燥反覆，內斯特洛夫自始至終都陪著這兩百名被告，一直挨到最後。在最後一個人被判刑之後，他才走出法庭，發現地方政黨官員都紛紛向他表示祝賀。接下來一兩個月之內，他就會擁有新公寓了，這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就算不是，年底應該沒有問題。
在審判結束的幾個晚上，當他躺在床上無法入睡的時候，他的妻子跟他說，他遲早會答應幫助里奧；她希望他能義無反顧地干到底。他難道一直在等她同意嗎？也許如此。他不僅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險，而且還會賠上全家人的性命。這還不是提問或調查時出現的技術問題，而是單獨行動。獨立行動始終都是在冒險，因為這暗指了國家設置的結構是不成功的，意味著他個人能完成的事情是國家所做不到的。但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不動聲色地開始調查工作，從與同事之間的談話中做一些隨意的調查。如果他發現並沒有類似案件，沒有其他兒童被謀殺，那麼他就有理由相信由他促成的殘酷懲罰就是公正適當的。儘管他不信任里奧，對里奧鼓動起來的懷疑氛圍感到憤慨，但他無疑假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他的工作有意義嗎？或者它只是一個謀生手段？想要生存下去，這並無羞恥可言——大多數人的職業就是如此。但這是否就足以讓人卑鄙地活著，甚至無需一點自豪感，無須為某個目標而服務？
在過去十周里，內斯特洛夫都是獨自行動，不與里奧討論或合作。由於里奧一定處在監視當中，所以他們之間接觸越少越好。他所做的就是草草給里奧寫了一張字條——我會幫你的——其中包括馬上毀掉字條的指示。
想要獲得地方犯罪卷宗並非易事，他打了電話，也寫了信。在這兩種溝通形式中，他只是輕描淡寫地順便提一下這事，誇一誇自己部門迅速破獲兩起謀殺案的效率，目的只是想要激起他們類似的誇耀。漸漸有了回信之後，不當班的時候他就乘坐火車去拜訪了幾次，和他的同行們見面，把酒言歡，相關案件還沒說上兩句，就開始大聊特聊別的事情去了。對於收集信息而言，這顯然是最沒效率的途徑。喝了三小時的酒，有用的談話可能只有兩分鐘。過了八周，內斯特洛夫還沒挖掘出一樁未破獲的犯罪案件。這時，他將里奧叫到自己的辦公室。
里奧走進辦公室，關上門，坐下來。內斯特洛夫在他進門之前，往過道里看了又看，然後鎖上辦公室門，手伸到辦公桌下面。他拿出一張蘇聯地圖，在辦公桌上攤開，用書壓住地圖的四個角。然後，他又抓起一把大頭針，將兩顆大頭針插在沃瓦爾斯克，兩顆插在莫洛托夫，烏亞特卡兩顆，高爾基兩顆，喀山兩顆。這些大頭針將一排城鎮連接起來，正好與從西開往莫斯科的鐵路線重疊在一起。內斯特洛夫沒有去莫斯科，有意迴避那裡的民兵，他擔心他們可能會懷疑自己在做什麼調查。至於莫斯科以西，他的信息收集工作相對沒那麼成功，但他發現在特維爾可能發生過一起類似案件。再往南走，他在圖拉城插了三顆大頭針，奧勒耳與貝爾格拉德各兩顆。現在進入烏克蘭，他拿起大頭針盒，往手心裡倒了至少二十顆大頭針，繼續在地圖上插放這些大頭針：哈爾科夫與格羅夫卡各三顆，扎波羅傑四顆，克拉瑪托斯基三顆，基輔一顆。離開烏克蘭，在塔甘羅格插了五顆，最終在羅斯陀夫及附近插了六顆。
內斯特洛夫理解里奧的反應——簡直目瞪口呆，在收集信息的過程當中，內斯特洛夫也經常出現類似反應。一開始，他試圖忽略其中的共性：孩子嘴裡都塞有磨碎的物質——不論軍官們將之稱為污泥或泥土，被肢解的軀幹。但這些共性實在太突出：腳踝處都有細繩，都是赤身裸體，衣服都堆放在一段距離之外。案發地點不是在森林就是在公園，通常都靠近火車站，從來都不是入室或室內犯罪。即使有些案件發生在五十公里之內，但城鎮之間沒有保持任何溝通。在這些大頭針之間，沒有發現任何關聯。
這些案件都以對酗酒者、盜賊或強姦犯等人的控訴為結束，對於這些社會不良分子，罪名容易成立。
他算下來，一共發生了四十三起類似案件。內斯特洛夫伸手從盒子里又拿了一顆大頭針，將它插在莫斯科的中心，讓阿爾卡迪成為第四十四個孩子。
內斯特洛夫醒來時發現自己的臉壓在沙子上，嘴巴微張。他坐起來，將臉上的沙子擦乾淨。太陽已經躲到雲層背後，他在沙灘上找尋自己的孩子，大伙兒都在嬉戲玩耍。他七歲的大兒子埃菲姆正坐在水邊，但只有五歲的小兒子卻不見了。內斯特洛夫轉身看妻子，她正在切腌肉，準備他們的午餐。
「瓦迪姆去哪兒了？」
伊內莎抬眼張望，馬上就找到了他們的長子，但卻沒看到小兒子。她站起來，手裡還拿著那把刀，轉過身去，在她的身後尋找，還是沒有看到。她放下刀，兩人都走向前，走到埃菲姆跟前，在他身旁跪下來，一邊一個：「你弟弟呢？」
「他說他等會回來。」
「什麼時候？」
「不知道。」
「想想看。」
「不是很長時間以前，我不確定。」
「我讓你們待在一起。」
「他說他等會就回來！」
「他沒下水？」
「他去了那邊，朝你們那個方向去了。」
內斯特洛夫又站起來，盯著海面。瓦迪姆沒有下水，他沒有去游泳。他還在沙灘上，在這幾百號人當中的某個地方。關於案件卷宗的畫面出現在他的腦海當中，一個小姑娘就是在一個受歡迎的水邊小路被謀殺的，另外一個小女孩也是在一座公園的紀念碑後面被害，距離她家只有一百碼遠。他在兒子身邊蹲下來：「回到毯子那裡，無論什麼人和你說話，無論他們說什麼，都不要理他們，就待在那裡。就算他們是需要尊敬的長者，你都待在原地別動。」
想起有多少孩子都被哄騙到森林裡，他改變了主意，拉起兒子的手說道：「跟我來，我們倆一起去找你的弟弟。」
他的妻子往沙灘北面走去，內斯特洛夫往南走去，他敏捷輕快地在人群中穿梭，對埃菲姆來說，他的速度太快了，於是他將兒子抱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