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快要結束的時候，瑞莎終於輕鬆了一些。她在八小時里上的都是同樣的課。通常她負責教授政治必修課，但今天早上她收到教育部在學校里公布的指示，命令她遵守停課計畫。莫斯科的所有學校似乎都收到了這些指示，並立即執行；明天恢複正常上課。指示規定，她必須花一天時間與每個班進行討論，討論的內容就是斯大林如何愛這個國家的孩子們。愛本身就是一堂政治課。沒有什麼愛比領袖的愛更重要，因此，對領袖的愛也同樣最重要。作為這種愛的一部分，斯大林希望提醒所有的孩子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採取基本的預防措施。他們在過馬路前應左右張望兩次，乘坐地鐵也應保持小心，最後，不可在鐵路上玩耍——這一點尤其要強調。在過去一年當中，出現過幾起鐵路悲劇。在這個國家，孩子的安全最為重要。孩子就是未來。他們還為孩子們做了一些略顯可笑的示範。最後，每個班級都進行了一次小測驗，以確保學生們已經理解所有信息。
誰最愛你們？正確答案：斯大林。
你們最愛誰？
正確答案：見上。
（錯誤答案被記錄下來）
你們不應做什麼？
正確答案：在鐵路上玩耍。
瑞莎只能推測，官方的這道最新命令背後的原因是政黨擔心人口水平。通常來說，她的課都很索然無味，可能比其他學科更加無聊。儘管不指望學生們在成功計算出數學方程式時鼓掌叫好，但對於她說出任何關於最高統帥斯大林、蘇聯或者世界革命前景的宣言時，他們一定要拍手稱讚。學生們相互競爭，沒有人願意自己的表現落後於他人。每隔五分鐘，全班都會停下來，孩子們站起來，用腳跺著地板，要麼就用拳頭擊打桌面，瑞莎這時理所當然地也站起來，加入其中。為了防止擦痛手掌，她在拍手時，手掌幾乎碰觸不到，相互稍微滑擦一下，裝出熱情洋溢的模樣。最初的時候，她懷疑孩子們是否喜歡這種喧囂的行為，並利用各種機會打斷。但她後來意識到事情並非如此。他們都很害怕，因此紀律從來就不是個問題。她幾乎不需要提高嗓門，也無須恐嚇威脅他們。即使是六歲的孩子都明白，蔑視權威、搶先發言是在冒生命危險。
儘管班級規模較大（如果不是因為戰爭對人口造成的重大破壞，班級規模可能會更大），但瑞莎一開始就堅持記住了每個學生的名字。正因如此，她對每個學生都非常關心。但很快她就注意到，她能夠叫出每個學生的名字反而讓他們產生一種特殊的不安，彷彿這裡面暗藏著某種威脅：
如果我記住你的名字，我就可以公然指責你。
這些孩子已經領略匿名的價值，瑞莎意識到，他們更希望她對自己的關注越少越好。不到兩個月之後，她就不再喊他們的名字，回到用手指點的方式。
但她幾乎沒有理由抱怨。她任教的這所學校——第七中學碰巧是國家教育政策的一個典範。這是一所建立在粗短混凝土支柱上的長方形建築，經常被拍成照片，得到廣泛宣傳。學校的創辦者不是別人，正是尼基塔·克魯什切夫，他在新體育館發表演講，新體育館的地面打著厚厚的蠟，他的保鏢為了避免滑倒，不得不小心翼翼。他聲稱，教育必須適應國家的需要。而這個國家需要的就是具有高度生產力、年輕健康的科學家、工程師以及奧運會金牌運動員。這個教堂大小的體育館緊挨著主樓，比學校本身更寬敞、更深長，體育館裡設有一個室內跑道以及一系列墊子、鐵圈、繩梯和跳板，通過課程表安排，所有這些都得到很好的利用，每一個學生不論年齡和能力，每天都要在這裡訓練一小時。瑞莎對他的演講以及學校設計背後的含意總是非常清楚：這個國家不需要詩人、哲學家和牧師。它需要可以衡量和量化的生產力，需要能夠以秒錶計時的成功。
在同事當中，只有一個人算得上是瑞莎的朋友，他就是伊萬·庫茲米奇·朱可夫，一位語言和文學教師。瑞莎不清楚他的確切年齡，他不肯說，但看上去應該在四十歲左右。他們之間的友誼純屬偶然。有一次伊萬不經意地感嘆學校圖書館之狹小——在地下室緊挨著鍋爐房的一間像壁櫥一樣的房間，房間里堆著小冊子、過期的《真理報》、被許可的文本，沒有一部外國作家的作品。聽到他這麼說，瑞莎低聲讓他小心一點。這一句耳語開始了一段本來不太可能的友誼，在她看來，鑒於伊萬直言不諱的習慣，這段友誼可能不太明智。其他老師都相信在他的地板下面一定藏有禁書，更惡劣的是，他自己也在創作，並將顛覆性的內容偷偷傳到西方。的確，他曾經借給她一本《喪鐘為誰而鳴》的非法譯本，整整一個夏天，她不得不在公園裡讀完這本書，永遠也不敢把它帶回自己的公寓。瑞莎之所以還敢於與他保持這種友誼，是因為她自己的忠誠從未受到過於詳細的檢查。她畢竟是國家安全部軍官的妻子，這是眾人皆知的事情，包括一些學生都知道。按理來說，伊萬應該保持距離。但他無疑對瑞莎感到很放心，他推斷，如果瑞莎想舉報他的話，早就這麼做了。因為瑞莎曾多次聽到他大放厥詞，而且向自己的丈夫舉報他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因此，結果就變成在所有同事當中，她唯一信任的人就是最讓人懷疑的那個男人，而他唯一信任的人是最不應信任的那個女人。他已婚，有三個孩子，但她仍然懷疑他愛上了自己。她並不老想著這件事，她希望為了他們倆，他最好也不要老想著這件事。
在學校大門口外面的馬路對面，里奧站在一棟低層公寓的走廊上。他脫下制服，換了便衣，這身衣服是他從工作單位借來的。在魯布央卡，有許多衣櫃里裝滿了各種各樣的零碎東西：外套、夾克、褲子——什麼尺寸和品質的衣服都有，就是為了便衣這個目的所準備的。里奧從沒想過這些衣服來自何處，直到他在一件棉襯衫的袖口上發現一塊血漬，他才明白這些是在瓦索諾夫耶夫斯基巷被槍決的那些死刑犯的衣服。衣服當然被洗過，但有些污漬還很頑固。里奧穿了一件長及腳踝的灰羊毛外套，一頂厚重的皮毛帽子拉至前額，他相信就算妻子偶爾朝自己這個方向匆匆一瞥，也不會認出他來的。他一直靠跺腳來保暖，不停地看自己的手錶，這是一塊「寶傑」不鏽鋼表——他妻子送給他的生日禮物。現在離她下課沒有多長時間了，他瞥了一眼頭頂上的燈，伸手抓了一根廢棄的拖把，砸碎燈泡，走廊陷入黑暗當中。
這不是他妻子第一次被跟蹤。三年前，里奧就曾派人監視過她，不過原因與她是否是個危險人物無關。他們當時結婚不到一年，她變得越來越冷淡。他們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卻是分居狀態。他們都工作很長時間，早上匆匆地瞥對方兩眼，晚上也幾乎沒有互動，就像每天從同一海港起航的兩艘漁船。他認為自己作為丈夫沒什麼變化，因此無法理解她作為妻子為什麼會有變化。無論他什麼時候提起話題，她都聲稱自己感覺不舒服，但又不願去看醫生，不管怎麼說，誰會每個月都感覺不舒服呢？他能夠想到的唯一解釋就是她愛上了別的男人。
基於充分的懷疑，他派了一名很有前途的年輕地下工作人員跟蹤自己的妻子。這個地下工作人員跟蹤了一個星期。里奧認為此次行為理所當然，儘管不太令人愉快，但至少因愛所致。但這還是冒風險，不僅是擔心瑞莎可能會發現，而且如果同事們發現的話，他們對這件事的詮釋可能會有所不同。如果里奧在性生活方面不相信自己的妻子，那麼他們如何相信她的政治態度？不論是否不忠，是否是顛覆分子，將她送往勞改營對每個人來說都比較好。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瑞莎並沒什麼婚外情，也沒有人發現這次監視事件。他放下心來，認為自己不過只是需要耐心和體貼，無論她碰到什麼困難，都應幫她度過才是。幾個月下來，他們之間的關係逐漸有所好轉。里奧將這位年輕人調到列寧格勒的某個職位，美其名曰升遷。
但這次任務完全不同，調查的命令來自上面。這是正式的國家事務，事關國家安全問題。這不是危及他們的婚姻，而是他們的性命。在里奧看來，瑞莎的名字無疑是瓦西里硬塞進安納托里·布洛德斯基的招供裡面的。另外一名地下工作人員證實的招供細節毫無意義。這要麼就是一場陰謀，一場厚顏無恥的謊言，要麼就是瓦西里在審訊的關鍵時刻將名字植入到布洛德斯基的腦海里，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里奧有些自責，臨陣脫逃給了瓦西里一個發揮殘忍無情的完美機會。里奧被設了圈套。他無法聲稱招供本身就是個謊言——它是官方文件，與其他招供一樣真實有效。里奧對此表現出深深的懷疑，這也表明叛國者布洛德斯基試圖牽連瑞莎不過就是一場報復行動而已。聽到這個解釋之後，庫茲明問道，這名叛國者如何知道他已經結婚。里奧孤注一擲，不得不撒謊，表示自己在與他的談話過程中提到妻子的名字。里奧並不是個撒謊的高手，但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妻子，他寧願連累自己。想要支持某人，就需要將彼此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庫茲明認為，應對這樣一次潛在的安全破壞行為進行徹底調查。要麼里奧親自去執行，要麼就讓另外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