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冀中軍區以怎樣的理由搪塞了熊大縝被殺事件。但是，毛澤東似乎對冀中區的排斥知識分子事件耿耿於懷。
熊大縝死後不久，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文。
毛澤東在文章里這樣寫道：
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但許多軍隊中的幹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在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許多我們辦的學校，還不敢放手地大量吸收青年學生。許多地方黨部，還不願吸收知識分子入黨。這種現象的發生，是由於不懂得知識分子對於革命事業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分子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的區別，不懂得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和為工農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區別，不懂得資產階級政黨正在拚命地同我們爭奪知識分子，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各種辦法收買和麻醉中國知識分子的嚴重性，尤其不懂得我們黨和軍隊已經造成了中堅骨幹，有了掌握知識分子的能力這種有利的條件。
毛澤東一連用了5個「不懂得」奉送給那些恐懼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人，其口吻是極其嚴厲和嚴肅的。他對冀中「熊案」是持懷疑態度的，對他們的做法是不滿的。他號召「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當然，對資產階級政黨派遣進來的分子要加以清除，但開展清除工作必須「依靠真憑實據」。他特別提出「不要因此懷疑那些比較忠實的知識分子，要嚴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毛澤東或許已經知道了熊案的真相，因此他才如此有的放矢，字字句句如子彈射中靶心。
每每捧讀這篇文字，筆者都覺得這是一篇寫給熊大縝的祭文。倘若熊公有知，也是一個莫大的安慰了。
然而，由於當時的戰爭環境，對「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這樣的事件往往疏於追查。有人因誣告而升遷，有人因構陷而高就，他們一律戴著「左」的面具，六親不認，不講人性，似乎只有「黨性」，這些人就是康生一類的人。他們是康生們的社會基礎。這類人和毛澤東批評的「恐懼」和「排斥」知識分子的工農幹部是不一樣的，「恐懼」和「排斥」不會加害於人，不會讓人死於非命。他們這類人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康生這類人利用革命隊伍中五個「不懂得」的人，大售其奸，給革命帶來嚴重的傷害。這些人實際上是什麼都懂得的，正因為他們懂得，才會迷惑和蒙蔽許多「不懂得」的工農幹部。也正是這個緣故，冀中軍區1939年的「熊案」事件，開了一個很壞的頭，因為沒有問責制度，沒有追蹤省察，在歷次運動中，總是出現壞人整好人，反革命整革命者的怪現象。
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
葉企孫知道熊大縝被拘的消息大概在1940年初春左右。時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的朱家驊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公函」的形式發給葉企孫一份公函——
茲抄送天津市執行委員許惠東馬電，函請查照為荷。此致
葉企孫先生
附抄原電乙件
其所附抄件如下：
據天津市執行委員會許惠東馬電稱，近據確報，熊大縝（熊大正）於九月被捕，手銬腳鐐。與彼同解邊區政府（者有）：罪名系日本特務漢奸（之）劉維（即楚x浦）、張方（化學系）、李琳（技術大隊長），李猛（貿易總局長）及熊君所介紹留存一百八十青年，均同時被捕。有押於邊區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訓者。其中張方受刑最慘，兩手四肢全斷；其次為熊君及李琳，殊怪聽聞。查熊君純系熱誠愛國抗日青年，其一切均為惠所深知。若誣為漢奸，實為不倫。務祈嚴飭邊區政府，迅即釋放，並嚴予制止，嗣後不再發生此類事件等情。據此，除分函軍事委員會外，相應函請查照轉飭為荷。此致
行政院部長朱家驊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此函寫有三種簽注或批語：
1.擬轉電朱彭兩總副司令查明、釋放，並切實制止嗣後不得再有此類事情發生，以維法紀。榮，一、二五
2.擬存。x一、廿五xx東廿五
3.電朱彭。一x，廿五：明，廿九節
從這份函文的附件及批註看，這份文件是以抗議書的形式通過軍事委員會的渠道送達邊區政府的，此件既給朱德、彭德懷，想必中共高層應該悉數全知了。冀中區的「熊案」事件此時早已平息，熊大縝已經死去半年有餘，毛澤東的文章以決定的形式業已傳達，面對這份遲到的抗議，中共只能沉默是金了。然而這種受人詬病的事實，連累黨的名聲並損害黨的利益，不知製造「熊案」者作何感想，或許這正是他們的目的？
作為國民黨政府上層人士的朱家驊，他的本意是否真心為熊大縝和平津學生解難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著意渲染甚至故意誇大其詞這點來說，他卻完全配合了蔣介石與毛澤東爭奪知識分子的政策。毛澤東在他的文章里就說，「資產階級政黨正在拚命地同我們爭奪知識分子」，在「爭奪」這個詞前面再加上形容詞「拚命」，其情狀之急迫就可想而知了。朱家驊此函所稱張方受刑最慘，可謂捕風捉影，他的斷手之禍緣起於一次雷管爆炸而非刑訊，說他「四肢全斷」完全是無中生有。事實上他是被捕學生中唯一沒有受「逼、供、信」的人，因為被捕前他的右手已被炸壞，鋤奸團因此放了他一馬。這些不太準確的信息也說明冀中學生中的確沒有為國民政府做事的所謂特務人員。朱家驊所得的信息估計是從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而來，而辦事處的信息來源估計是與此案有關半年後脫離冀中回津的某個人。總而言之，熊案傳出後，被國民黨政府很好地爆炒了一把，讓蔣介石得意了一回；另一方面，卻使中共的邊區政府陷入了一時的被動。
葉企孫知道熊大縝被捕的消息後如五雷轟頂。他的心境與朱家驊全然不同。熊大縝、閻裕昌曾是他朝夕相處的學生和形同手足的兄弟，這種揪心之痛外人是很難體會的。他立即給朱家驊拍去一封電報，懇望朱家驊幫助調查並從中斡旋，以政府的名義給此事以幫助，好將熊大縝等解救出來。朱家驊於1940年5月2日回信稱：「受刑甚重，生死未卜，當日以攬北平青年學生號召力強，工作亦佳，致延異常嫉妒……」云云。朱斯時對「熊案」似乎已沒有了興緻，他並沒有傾力繼續追尋下去，他回信透露的信息還是熊未死之前的情況。但這個信息給了葉企孫一個錯覺，那就是熊雖陷囹圄，但生存的機會仍然很大。於是，在尚未確切得到熊大縝死訊的那些年裡，他從未停止過營救熊大縝的活動。
1940年3月16日，葉企孫去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屆五次評議員會議。臨上飛機前，他特意找了梅貽琦，求他想想辦法，看能否找到中共駐重慶的高層代表，將「熊案」的來龍去脈當面說個清楚，以期通過中共高層對冀中軍區施以影響，將熊大縝予以釋放。梅貽琦給予了全力配合。葉企孫所說的中共在渝的高層，實際上就是周恩來，梅和周恩來都是南開校友，也都是張伯苓的學生。現在，張伯苓因避戰亂暫居重慶，和周恩來同在一城，從師生之誼中尋找營救的渠道，這是他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了。梅貽琦是否修書致意張伯苓，我們不得而知，但張伯苓確實很熱情地接待了葉企孫，並同葉共進早餐，這些在葉的日記里均有記載。在會議期間，經過張的斡旋，葉企孫見了中共在渝的代表，並把有關熊大縝的一些證明材料給了他，希望他轉交給延安中共中央。但葉企孫始終沒有見到周恩來。或許周已知熊案結果，故不忍相見。總之，葉企孫此行自然是無功而返。
據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解放軍進了城，葉企孫以清華代校長的身份還流著淚給前來視察清華的陳毅元帥講述熊大縝的冤屈。雖然他那時已知熊死，但他仍不願承認這個現實，他還心存僥倖，以為熊大縝會隨著解放軍的大隊人馬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
葉企孫知道熊大縝的死訊大約是在1941年春夏之間，一天，他在昆明的街上見到一位曾在冀中軍區工作過的學生，閑談中說到了冀中「熊案」，那人說，熊已被鋤奸部處決，余者大都相安無事。或許此人不知熊與葉的關係，他可能是隨口一說，但在葉企孫這裡，卻如天塌地陷一般。他堅信熊大縝是冤枉的，他的死是無辜的。他曾找到介紹熊大縝去冀中的孫魯，質問他為什麼陷熊大縝於死地而不顧。孫魯並非共產黨員，對冀中軍區的情況也一無所知，他只是聽信同學張珍的話，急於向冀中輸送抗日人才。葉企孫原以為孫魯是共產黨員，待他說透才知他也是一個黨外人士。但他並沒有就此打住，反而更加惱怒，他怒不可遏地斥責孫魯：你既啥也不是，不懂得共產黨的規矩，不